郑永年
中国目前改革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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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说，尽管各个部门、组织和单位的改革声音很大，但实际层面进展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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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体制下，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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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社会（或者人民）是党权的最终来源，这也是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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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决策本身来说，权力集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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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一个政策还没有被理解消化，另一个政策就下来了；一个政策还没有被执行，更多的政策便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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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察权没有节制，执行权就会受更多的制约，甚至被废掉。
中国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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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官僚结构都有自我扩张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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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共十八大以后，党的权力很快进入了社会经济事务领域，而国务院负责事务的范围被削减。党负责所有领域的重大决策，政府只负责决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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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党领政”很容易演变成党的机构无限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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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党领政”也很容易演变成“以党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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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权力都来自党权，地方有必要设立党政两套体系吗？两套班子干的是同样的事情，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多地表现为互相牵制和内耗，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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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基层，就会有越多的机构只是因上级需要而存在。就基层本身而言，这些机构实在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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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挤占社会空间，造成弱国家、弱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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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党（政府），必然是一个弱政党（政府）；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必须依赖政党（政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社会。
生存与征服：中西方两种哲学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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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也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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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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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么被罢黜，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为“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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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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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即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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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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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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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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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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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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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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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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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人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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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一直在呼唤工匠精神，但在缺失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工匠精神很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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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定来统治世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打造成“普遍适用的观念”，再把它转化成为普遍规则，在全世界扩张、推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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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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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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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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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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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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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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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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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
名利场下的中国知识将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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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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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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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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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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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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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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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养民”的概念，即把老百姓作为治理客体来对待。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家基本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统治哲学，即从人的特性来理解有效的权力行使。儒家对“民”的关切，其核心也是皇权，即避免皇权被“民”推翻，从而失去“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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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以民为本”到“民反”之间缺少一系列制度安排，等到“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就直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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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所争论的焦点并非中国需要不需要人权，因为中国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人权；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方面人权实现的优先次序问题，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而西方强调的是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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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没有经历过人的启蒙，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能够从人作为客体的人本主义，转型成为人作为主体的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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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启蒙运动过于强调国家的权利，而忽视甚至漠视个人的权利。
导出于 2022-09-28 14:5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