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约
出版者言
- 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因为中国政治动荡,以中文撰写一册公正不阿的近代史著述实在困难。
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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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猛然醒觉,愤而寻找重生的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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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三百年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世界,替世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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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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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问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之[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第六版完成。自1976年起,此书的国际版开始广泛地在东南亚洲流行,成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必读的史书。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1478-1978)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名著,徐著为其中之一。
原著者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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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元清盛世,国人向以为荣,但该时之天下,只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而已!二十一世纪之中国,具有庞大潜力,足以推进中国更上层楼,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名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资讯等三方面革命,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第六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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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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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17日,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和二十四位前高级官员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称:[中国注定要在二十一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中国在新的世界中如何行动,将对全世界产生关键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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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双方和平共处、容忍差异、增进协调和谅解,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的新纪元。在太平洋两岸都需要有睿智贤明的治国之道。
第一版序
- 萧一山的巨著《清代通史》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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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孤立于其它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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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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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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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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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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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方面来看,十九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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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二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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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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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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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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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许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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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地对历史的开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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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列强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后期起则是俄国——应予注意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样强烈地憎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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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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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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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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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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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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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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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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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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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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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头换面了,但它的精神实质还与过去一样;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恢复帝制的妄想和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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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进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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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渐进手段进行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他的弟子胡适介绍过来;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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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维新变法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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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主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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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进行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实为6000英里,合9000公里或18000里)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在那里再次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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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人是买办和军阀,他们代表着新的财富和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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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起来坚持自己作为国家的成员而非作为家族的成员之地位时,宗族社会便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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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有变革中最激烈的变化,也许是农民从一种惰性的实体转化为一种积极型的国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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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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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这四个时期据称构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它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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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中国近代史应做到既反映中国学界的见解,也反映外国学者能够从外部进行观察而得出的那种客观性——鉴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密切,这种做法即使并非绝对必要,也至少是大合时宜的。这样的综合可望对近代中国获得一种准确的历史透视。
第十章 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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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将革命从属于宗教之时,他玷污了自己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革命家的形象,使自己沦落到白莲教起义者那样的『教匪』档次。
第十三章 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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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正经历着『物质主义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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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不独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引起了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需求。文化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的教条,它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既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国家,这种思想认同了国家向海外的扩张。宗教上,各派教会的信徒受到神圣使命的狂热所激励,向异教徒传布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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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种人的义务』所表达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之一。
第十五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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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维新派缺乏经验、战略欠周详、皇太后独揽大权和保守派大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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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进的变法实际上是对整个儒家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的一场战争,最终只会激起来自多方面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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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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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证明从上而下的进步改革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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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坛的顽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宫廷根本不具备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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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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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越来越多的汉人感到,他们的前途在于彻底地推翻满人的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只有来自下层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第十六章 义和团事件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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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政变翻转了整个权力结构,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势力,反动的满人重新占据了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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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外来羞辱,无论战争还是媾和,都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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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轻蔑地称这些本国的基督教徒为『吃教』,也就是他们靠来自于教堂的收入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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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教民的庇护能力、对官府的影响能力,以及提供金钱财富的诱惑力,在公众面前显现出来,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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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把基督教当成是社会上一个分裂的、虚妄的和异端的教派。皈依者不向菩萨磕头、不崇敬孔子和祖先、不参加本地祭祀鬼神的节日活动,这大大地激怒了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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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迷信、经济萧条、极度贫困、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公愤和憎恨传教士的氛围中,一场大规模的排外暴乱在1900年爆发了。
第十七章 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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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是一场没有什么内容、也不准备实行的喧闹表演。它只作出了三项具体的改进,也就是:(1)废除了科举考试;(2)建立了现代学校;(3)派送学生出国。除了太后没有诚意之外,歧视汉人和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得计划没有效率,重要职位越来越多地授予了满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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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边倒的职位分派,在汉族老政治家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年及1902年死后变得更为明显,改革的成功前景更加遥远了。
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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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紧随每一个混乱时期之后的是众多王位争夺者漫长而又无情的争斗,直到最后一个胜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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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制度里,所有人都可实现其希望,行使其权利,并担任省与国家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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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孙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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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带来持久的土地问题,孙提倡平均地权,从而实现远古时代『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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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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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清廷的衰败极度厌恶,他开始形成推翻这个王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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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孙确信仅仅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此基础之上重建国家,保持民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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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仅数十年,但在中国四千年文明中,却无一个城市像香港这般管理得当,这种反差在孙的心中点燃起了推翻无能的清廷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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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均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76]这样,第一个革命团体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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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组织已经忘记了原来『反清复明』的目标,而几乎成为一个称兄道弟的社会俱乐部,这些组织是在孙的反复宣传之后,才重燃起过去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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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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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他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观点,以补充其先前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这些成了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自豪地将此比之为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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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三民主义仍是台湾国民政府遵守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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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本人和孙一样感受到亚洲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满,其中许多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处于暂时的消沉之中,如果有适当的外部帮助和新的领导力量,它是能够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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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在实现泛亚洲主义的事业中,复兴中国的注定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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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会党例外地支持革命,但却缺乏提供领导力量所必需的教育、凝聚力以及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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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唯一的一位日本人山田良政为清军抓获并杀害,他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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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革命者邹容于1903年向《苏报》投了一份二万字文章《革命军》,攻击清廷,支持革命。《苏报》编辑章炳麟因此遭监禁两年,而邹容本人年仅20岁便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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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强调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以避免浪费精力和相互间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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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20日决定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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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设想通过一个三段式的革命,以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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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黄兴成为党内的强势人物,孙、黄经常被合称为并肩作战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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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转变了革命的特征与方式。孙不必再只在社会边缘人中开展工作,他已溶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之中,他能从归国学生、不满现状的文人与进步军官中寻找到支持,而传统上这些人是中国的领导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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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它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中国革命之母』的赞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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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位著名的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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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夺取武汉三镇,革命党就占据有利位置,既便于响应南方,又便于向北进军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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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的叛乱是非常快捷及非常成功,所以一场迫在眉睫的起义已不可压制,而触发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因为铁路纠纷而造成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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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省的处置相当不公平,湖南、湖北获益最多,广东次之,四川最少。所以,人们就不会惊诧为何四川民众这么愤怒,而其它三省民众却相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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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半月内,十五个省或者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均已脱离清廷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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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建立起来了,选举黄兴为总司令,黎元洪为副总司令,但二人均拒绝就职,而等待孙从海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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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功地使英国政府保证,停止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防止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以及殖民地的禁令,以便能自由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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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列强承认革命政府,银行团便将与之进行贷款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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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孙还为其部属而感到苦恼,这些人无视其三段式的革命程序;也无视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仅强调排满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心境下,加上认识到袁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有意急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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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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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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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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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是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1919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劳动大军的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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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兴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些人不同于旧式的不关心政治的商贾和懒惰的农民,而是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决心保卫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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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文明摇篮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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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指导性的原则:(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导出于 2022-09-28 10: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