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 在中国开始洋务运动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 与北洋政府相比，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区别是有主义、有信仰，对国家治理有系统性的思考和道统上的自信。

• 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

• 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 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 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

• 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

•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 陈云是公认的“计划经济大师”，他晚年的思想近似于市场社会主义，提倡“鸟笼经济”，即在计划的“大笼子”内，给予国营企业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对于私营资本集团的复活，他一直持谨慎和警惕的姿态。

• 邓小平更加务实和功利。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起来，他愿意尝试一切新的可能性。

• 他说“不争论”，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无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因此必须“干了再说，错了再改”。

• 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与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即维持现有的威权及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

• 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 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任何工业化教育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掘墓人”。

• 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

• 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为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种子。

• 包产到户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从土地中“溢出”，

• 民营经济在1956年“绝种”之后的再度复活，它们在制造、流通及金融三大环节对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系实施了“蚂蚁咬堤”式的侵蚀和破坏。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

• 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 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其目标则是刺激经济要素的复苏和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东南优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

• 经济权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精神的回归，它在对计划经济体系构成冲击的同时，一定会对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也形成挑战，在这一方面，决策层表现出强硬的一面。

• 这两位领导人尽管在经济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思想的控制上，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一致。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 他甚至认为，“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

•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诉求，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博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与掌控。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 一派意见认为，改革的主战场应是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创新，是为“企业主体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

•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最早提出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厉股份”。

• 另一派意见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企业制度的“单兵突进”难全其功，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是为“整体协调改革派”，代表人物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

• 在吴敬琏的构思中，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

• 既然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市场型经济，应当追求的分权就只能是经济性分权，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权。

• 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产权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

• 吴敬琏、厉以宁基本上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内思考出路，

• 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 价格

• 双轨制的弊端彻底暴露，非法倒卖物资的活动猖獗，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

• “管住货币、放开物价”的意见，决意冒险“闯关”，让物价迅速地进入市场调节的轨道之中。

•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中国告别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关键性一役，若此战成功，则意味着国家把定价权还给了市场，随着价格管制的彻底解体，计划经济体制将无凭借之地

• 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

•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事件之一。

• “闯关”失利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过。

• 1989年春夏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动荡。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 就历代经济变革而言，20世纪80年代堪与西汉“文景”、唐初贞观以及民国初期相比，是国史上少数的民营经济得到鼓励发展之时期，

• 随着民间财富增加和有产者阶层的再度归来，中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炽烈，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可以像时间一样衡量一切价值。

• 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景象也毫无悬念地重现，那就是权威旁落，中央财政长期处于窘迫的赤字状态

• 苦乐不均的结果，自然造成各自为政、“诸侯经济”泛滥的混乱局面，妨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省俱以邻为壑，为争夺资源打得不可开交，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民间”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性的选择。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 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

• 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 必须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 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 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制，目的就是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

• 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 朱镕基成功地说服了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

•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 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

• 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

• 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

•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 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

• 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 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暴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20年乃至30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 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 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 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 200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六大”，大会报告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 可是，十年之后来看，这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

• 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第二，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 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

• 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

• 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 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 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只在就业一项上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它们解决了90%的就业人口。

•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

• 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 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 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 这两个“毫不动摇”孰轻孰重，一旦前者“动摇”了后者，或后者“动摇”了前者，又当如何处置？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 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 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 因产业转型乏力以及受地产调控的拖累，处于产业中下游的制造业普遍开工不足，而一直依赖土地收入的县市财政捉襟见肘，

• 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的“硬指标”，各地政府不得不“饮鸩止渴”，一方面加紧对民间的征税，另一方面仍然疯狂投资。

• 除了经济面的“发展困境”之外，更大的“公平危机”发生在社会层面。

• 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个全民普惠的过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却大有不同

• 在知识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不绝于耳，在民间，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

• 那些耳熟能详的邓氏语言如今都被打上了质疑的问号，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等。

• 在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

• 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 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强大，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与民间的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公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 财政、货币、土地、产业政策。

• 这是一个漫长的、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某种意义上，它与一切贴着“某某主义”标签的意识形态主张无关，当然也不是103岁的罗纳德·科斯所归结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保证统一的维持。

• 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

• 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

• “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

• 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

•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政治大一统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成长领先于世界。

• 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那么，这是制度必然的逻辑推导，还是制度劣质化之后的结果？

• 此次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执政集团，打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迷思，以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寻找到发展经济、稳定政权模式的过程，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长久的可持续增长

•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共产党愿意接受“最尖锐的批评”，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更在就职新闻发布会上感慨“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并承诺“依宪治国”，“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 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国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后，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变得难以调和。

•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

• 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

• 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

• 目前的东亚各国及地区，菲律宾的改革失败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满争议，韩国经验难以复制，越南的改革让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民主但经济陷入停滞。

• 当今中国，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极右的自由主义，如同两条随时可能失控的大龙，盘旋在上空，为改革增添许多的不确定性。一旦中国因改革失误而发生动荡，对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冲击远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

• 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 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 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 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

•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其内在关系是，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 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

• 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 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此三大困疾均为核心命题，关乎国运兴衰，它们如同中央集权制度一诞生下来就随体而至的“胎记”，绝非一刀切除便可一劳永逸。

• 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统一”为最重要文化和治理目标的中国来说，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议的。

• 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

• 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

• 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 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

• 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

• 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 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 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

•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

• 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 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

导出于 2022-09-28 13: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