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gjielee's blog

吴思

再版前言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漫长故事。

自序

那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决定规则的规则。
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
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
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
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
第一类：官，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团。
第二类：民，农工商生产集团。
第三类：“贼”，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
第四类：文化梦想中的暴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第五类：综合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2]后来，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编《孟子》，删去85条，被删除的都是一些强调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举考试，用的就是删改后的《孟子节文》。
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
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
金庸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席卷中国的白日梦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武侠就是凭一己之力匡扶正义的人，也是替天行道的人。
第一，当这样的人门槛很低
第二，一旦成为这样的人，便会有美女
第三，你的大名在江湖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敬。
第四，法律管不着你。
金庸笔下的大侠既富且贵，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正义的事，受人感激的事，但愿这等十全十美的好事能让我撞上。
原来，我们的白日梦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懒汉的富贵幻想。
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贯彻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拥有匡扶正义的地位，凭借暴力获得立法和执法权威的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
不过金庸又替我们想象了一个比皇上还幸福的角色，也就是大侠。
武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一统天下正是追求社稷安全的合乎逻辑的行为。
在寻求绝对安全的意义上，追求绝顶武功的人，与追求天下一统的人，实属一丘之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规则，出财富，出尊敬，出美女，出成就，出一切。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枪杆子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
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
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
中国的合法暴力控制者长期失职，因此公正问题格外严重。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大侠在逃避了追杀，赢得了美人心，清除了各种威胁之后，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就好象我们大多数人如今每天面对的问题一样，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
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你们的写法都有点怪，说学术不学术，说故事不故事
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
按圣贤教导办事的倒了，不按圣贤教导办事的也倒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特例还是通则？
海瑞严格按照正式规定办事，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自己带头拒收“陋规”和“常例”，也停止向上级供奉陋规和常例，这等于剥夺了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
动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手段，逼着帝国的官吏完成税收任务，挤压他们的闲暇，也挤压皇帝的闲暇，督着他们提高效率，又不能提供额外收入。
从不同的方向压缩了官吏集团的既得利益边界，破坏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他们的失败或倒台，不过是违规者必然要遭遇的惩罚。
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案情稍有模糊，他们就拥有很宽广的合法选择空间，可杀可放，可轻可重，“官断十条路”，怎么断怎么有理。
大官怕小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取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总
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
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须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
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农民集团。
官僚集团内部分肥所分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

废渠的事理(1)

黄河边的中国》
我更信服对趋利避害这类人之常情的简单计算。
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
。‘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为曹先生所加）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
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
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代表者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感恩是代表者替他们实现了共同利益。……
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习惯。
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要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明智。
用董支书的话说：“我们在县、乡政府，在财税、司法、工商部门都有人。”在寻常百姓的理解里，以上各条意味着董支书不仅聪明，还有能力动用政府资源，给他人提供好处或者造成伤害。
1988年，村委由我负责实施这一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主要有两大困难，一是说服县水利局投资30万，二是说服邻里的乡村、农户让我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挖河引水。
我公私兼顾，到曹县水利局，邻乡水利站找负责人谈，又通过亲戚朋友找沿途的农户谈。往返百余次，终于打通了各种公私关系，总耗费3.5万。（这笔钱是向村民集资的，他们信任我。）
如果我们生活在董园村，如果我们是平民，没有县里的关系，也没有英雄般的气质，我们是不会考虑水渠问题的，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也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特殊资源。
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
在一个五六百人的单位里，或者以户为单位计算，在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单位里，某个普通群众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讨论集资办一件大事，办一件应该由现任领导班子负责的大事，这个会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就算开得起来，你敢开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怎么对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谋，这个会也开成了，集资也集来了，协议也通过了，要执行这个协议，落实这个协议，也一定需要一个固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功能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
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
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废渠的事理(2)

反过来，替干部想一想，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
每个村都有别扭人，别说132户，就是32户里也不缺这样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却没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
他们要搭便车，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缺乏。没
作为一个巡渠的，这里又有我多少水？我愿意闹出深仇大恨吗？可是扒水的那一方比较愿意闹，因为他扒出去的水，百分之百是他的。仅看这一笔账，胜负就可以预测了。
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人民公社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
水利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或行政收费就显示出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无须那许多谈判，领导的决心一下，内部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遇到反抗的，横竖都谈不拢的，还可以动用其他威胁手段，不批给他宅基地，不给他开外出打工介绍信，总之要让他得不偿失。
但是在启动阶段，政权力量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管有许多不公和冲突，乡绅、地主、小农和官府之间毕竟合作了上千年，千年不断的水流便是“善合”的历史证据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

导出于 2022-09-28 13: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