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
中国人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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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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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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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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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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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为文言文,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该书问世已两千余年,然而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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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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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魏源的蓝图:“以夷制夷”,师夷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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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要对付拥有先进技术的欧洲列强的侵略,又要对付野心勃勃的俄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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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敌及其贪得无厌的要求,中国的外交家认识到,他们守定的虽是屈辱的条约,却可限制洋人无休止的勒索。
大权旁落:内乱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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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70年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关系准则的抵制现在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危机。外交拖延的手法已经用尽,动武又遇到比自己更强大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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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总体目标远不止于传教或在沿海一带通商。俄国从清朝的衰落中看到了肢解中华帝国,重新吞并其“外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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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尤其垂涎于管辖薄弱、边界划分模糊的、广袤的满洲(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腹地)、蒙古(位于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当时是半自治的部落)和新疆(中国西部广阔的山脉和沙漠,当地居民主要是穆斯林)。为达此目的,俄国有计划地沿以上疆界逐步扩张,对当地王公封官授爵,贿赂收买,同时又用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示以威胁,诱逼他们效忠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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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以夷治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应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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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征服者要么被迫接受中国文化,要么逐渐淹没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而中国人的耐心遮掩了他们务实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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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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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构成了眼下的实际威胁,然而就对中国国家完整的长期威胁而言,恭亲王在奏折中把英国置于末尾,而将俄国置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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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西方初次相遇时,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并显示了社会凝聚力。而李鸿章却无法选择这条路,他自己的国家因一场起义山河破碎。为了镇压这场起义,他需要外国的帮助。再者,李鸿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儒家传统,无论这样做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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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同时代任何一位大臣一样,笃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帝国传统特权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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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时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倘若依旧固守成规,不思变革,国家日衰矣。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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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就是东北亚均势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正在迅速工业化的日本。
日本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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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岛国,距亚洲大陆最近处不过百十英里,在长期隔绝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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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和中国一样,认为自己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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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御座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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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例外主义是一个自诩驾驭万邦的帝国的体现,日本的例外主义则源于一个岛国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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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导人沿袭了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体制,作为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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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家的优越感不在中国朝廷之下,但认为日本犯错误的空间远比中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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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外交政策因而在以下两者之间摆动,有时变动突如其来,要么与亚洲大陆不即不离,要么兴兵征伐,以求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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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看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日益外强中干,开始谋划取代中国,称雄亚洲。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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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虽疆土辽阔,但并不指手画脚地去干预他国事务。它要求他国纳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然而朝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且中国行使宗主国权力时,允许藩属享有近乎独立的自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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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样把外国对朝鲜的控制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朝鲜半岛好似从亚洲大陆插向日本的一把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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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一个日本刺客的子弹,中国才免于更屈辱的结果。在谈判地点,子弹擦着李鸿章的面颊而过。日本政府出于羞愧,放弃了几条更苛刻的要求。
义和团运动和军阀混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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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角逐的诸列强中,只剩下了一个,然而却是对中国独立构成威胁最大的一个——日本。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保卫自己,而又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在军事上制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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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在陷入昔日征服者的境地。征服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已属不易,若不借重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观念去统治它则更不可能。而日本认为自己的体制独一无二,绝不会求助于中国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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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中国能够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就可以走出帝国主义阶段,再次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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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选择了承认国民党政府,但又向共产党提供武器,脚踩两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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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都需要在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寻求平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刚刚执掌中国的毛泽东和共产党
第四章 毛泽东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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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朝代更替节奏鲜明。旧朝的没落始于它不能再奉天命,保平安,泽苍生。通常不是一次大灾难,而是一系列祸国殃民的行径使得民间积怨,当朝天子在百姓眼中无德再膺天命。新朝则成为天命的承启者,其实只是因为它坐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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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这样的动荡屡见不鲜,但没有一个新皇帝想过要把整个社会的价值制度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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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沿用过去的官僚制度,目的无非是治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庶的国家。正是这个传统推动了汉化的进程,并把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之本。
毛泽东及其大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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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他所深恶痛绝的繁复的官僚体系——毛泽东几次起来把这种体系打碎了,但随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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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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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打折扣地完全实行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动荡不已,甚至可能陷入战乱之中。重视稳定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但如果它试图构建一个对别国开放的国际秩序,或加入现存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与献身于继续革命的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个难题困扰了毛泽东一生,最终也没能解决。
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中国式威慑和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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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新中国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起初,中国也需要苏联作为战略伙伴来制衡美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没有忘记过去的100年间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取了远东沿海的领土,占有了从满洲到新疆的特别势力区;他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依然声称它在1945年谈判战时协议时迫使蒋介石就中国北方领土做出的让步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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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台湾与其说是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毋宁说是因为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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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宣布新中国对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下割让出去的领土——比如1860年和1895年条约中割让给沙俄的中国远东领土——拥有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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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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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在中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执政者能像毛泽东那样集传统、权威、冷峻和全球视角于一身。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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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追求最后导致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运动,尽管针对的是他自己一手建立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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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立中国的历史独特性,还需要不断改变党内秩序和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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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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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都能坚持其民族精神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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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普及同化,这对任何社会的独特性都是威胁,而中国社会恰恰以独一无二为标榜。为了维护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国在19世纪拒绝效仿西方,结果几近沦为殖民地,饱受列强凌辱。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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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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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为苏联所始料不及,而且胜利还是在无视苏联劝告的情况下取得的。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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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再理会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他对苏联民族历史的残酷解读,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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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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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毛泽东还在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企图通过逼中国做出这些让步,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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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为苏俄帝国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新的极为阴险的武器。苏联利用这些新武器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分离出去,并入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将近完成,而且我肯定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代理人会有好消息向莫斯科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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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我们利益的敌人。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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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没有打中国,却发动了统一朝鲜的战争,这一战把大国们推到了世界大战的边缘,使得中美两国陷入了真刀真枪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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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互相怀疑,也是由于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怀疑,虽然他完全依靠这两个比他强大得多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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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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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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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他为苏联获取地缘政治的利益,却把其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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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通过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他又故技重施,两边下注以保稳赢不输。如果美国真的插手,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那么中国就会更加依靠苏联。如果中国应对美国的挑战,它将需要苏联大量的援助,同样会加大对苏联的依靠。反之,如果中国置身事外,北朝鲜会极为失望,那样苏联的影响力就会增加。
美国干预:抵抗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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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果是让军事行动决定了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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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
中国的反应:另一种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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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敢和一支有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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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可能侵略别国的国家造成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的破坏。它行之有效的证明是事情没有发生,也就是说,战争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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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西方的理念,先发制人的目的是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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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抢先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而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他所评估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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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眼里,恢复了心理上的对等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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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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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对朝鲜没有战略野心,无意侵犯它的主权;战争打响前他们注意的是和苏联争夺对朝鲜的影响。他们也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犹豫再三,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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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预见到如果中国不干预,北朝鲜将一败涂地。阻止美军挺进鸭绿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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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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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对可能遭受的核打击都无所畏惧——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核武器的厉害,也无法获取核武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有些重要人物持不赞成意见),美国不会动用核武器,一则顾忌苏联的核能力,二则朝鲜半岛上双方军队的部署犬牙交错,美国若是对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核武器,美国军队可能会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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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参战之路障碍重重,毛泽东得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同事们的同意。两位高级指挥官,包括林彪,提出种种借口拒绝执掌东北边防军。最后,毛泽东终于找到彭德怀担此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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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死灰复燃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而李承晚统治的统一的朝鲜将是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中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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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者谁也没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的签署达到了它参战的目的——击败了北朝鲜,但同时它这个核超级大国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无力再向前推进。它不负期待,为盟国提供了保护,却也付出了代价:有些盟友开始露出反叛的苗头,美国国内也出现意见分歧,争论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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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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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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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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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是一把双刃剑。苏联给中国提供的军备最终加快了中国的自立。斯大林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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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不和并未导致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未降低中国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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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他可以同时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买账。美苏之间的冲突至深至广,所以毛泽东判断他在冷战中尽可利用苏联的支持而无须做出回报,甚至可以在苏联没有许诺支持的时候就打出苏联支持的旗号作为威胁,他在后来的几次危机中就是这样做的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 他曾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第一次台海危机
- 双方都同意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分歧在于哪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执政者。
与美国的外交插曲
- 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的痼疾,只要美国把台湾当局作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美对抗就在所难免。中美外交注定难有进展,因为对中国来说,只要美国不同意撤出台湾,其余一切免谈;美国则坚持除非中国宣布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否则不谈撤出台湾。
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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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忘不了沙俄夺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忘不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做交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毛泽东花了两个月才说服斯大林与中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做出重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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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彼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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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哪还有人留下来重新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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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自己领土上驻军,不能在别人的领土上驻军。”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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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废墟上将崛起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新一代,他们能更好地捍卫革命事业,抵御国内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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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狂热、派系争斗、近乎内战的10年。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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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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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革命”结果成了国家机构与人民的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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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场面与7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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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的体制,至少暂时破坏了共产党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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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重要问题就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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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官僚机构都各自为政,政界和官僚阶层之间存在隔阂,而两者和公众之间更是隔阂颇深。于是,官僚机器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毛泽东企图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却几乎摧毁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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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的“决策系统”“更民主、更科学、更体制化”。
是否失去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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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出于无知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客观形势有变化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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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此项原则在现阶段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政权仍将激烈反美。只要能打击美国利益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它一定会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予以打击……它的傲慢、自信、革命激情和扭曲的世界观可能使北京对风险做出错误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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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连毛泽东都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隐患有增无减。连绵亘长的国界线上,苏联是一大隐患,印度是个吃了亏的对手,在越南有美军大量集结,战争不断升级;台湾和印度北部的西藏飞地有自树一帜的流亡政府;日本从来就是仇人。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把中国看成死敌。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之间互有争斗,至此为止才未形成统一的包围圈。但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永远冒这样的风险,希望这种自我克制能维持下去,特别是当时苏联正准备击退中国日益明显的挑战。毛泽东很快就不得不证明,他是能伸也能屈的。
第八章 走向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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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打算用中国一个古老的计策来对付中国面前的各种危险:以夷制夷,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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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做非分之想,老是怒气冲天。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10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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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改革都必须进行对话,必须挫其杀气,同时又循循善诱,至少不能让这些自绝于社会的人永远处于放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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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世界革命源头的姿态立志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对美国人来说,毛泽东跟苏联领导人相比似乎是个更加强劲的对手。
中方的战略
- 元帅们认为,若苏联入侵,美国无法只作壁上观。美国必须拿出明确的立场。“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换言之,为了保卫国家,跟美国接触是必要的,不管中国媒体如何抨击。
中苏乌苏里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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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的确是中方先动手。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境巡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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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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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险,如果在中苏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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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总统居然宣布一个共产党大国的生存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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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要人们克服3000年的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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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的运动震撼了全国,几乎摧毁了共产党,剩下唯一能凝聚人心的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了,可是他现在却宣布要结束“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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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把责任和财力)分到50个州去。中央不能包办。要有地方积极性。(把手一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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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 中国周边的各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其军事力量可以超过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且总的来说占了上风,正是因为他们奖罚并用,分寸的把握也十分精准。他们不但深谙此道,还以灿烂的文化取胜。在这样的背景下,好客成了一种战略。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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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外交手段就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好像是给了对方一种个人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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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立场是,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而美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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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美国才能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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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并接受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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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逐渐深化与北京的关系,一边促进台湾经济和民主的繁荣。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定地主张一个中国的观念,但也没有把美国逼到必须摊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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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给了越南什么样的支持,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战略的原因。他说:“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对他们就没有义务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但是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深深的、彻底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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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希望保持党内纯洁,冲破官僚机构的障碍。为此目的,他在党政机关之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其任务是让国家恢复正确的思想,恢复意识形态的纯洁。然而这项决定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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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全国大乱,他也曾被红卫兵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自己不如毛泽东那么有远见,主席看到了有必要给革命注入新的活力。
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对话
-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湾)也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会继续一步步地跟另一方——中国大陆——发展较为正常的关系。我们出于自身利益必须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就摆在那里嘛!……而且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上海公报》
- 各方既然签署了这样一个各说各话的文件,实际上是在宣布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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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两国作为伙伴冀望协调行动,但又不愿把它作为正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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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大多美国民众或国会更赞同美国强力应对苏联意图。
“一条线”:中国的遏制对策
- 第一,北京不会断了自己对台用武的后路——其实还预期有朝一日必须用武;但第二,起码就目前来说,毛泽东把这个日子往后推,他甚至还说愿意等上一百年。
第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没有了公认接班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蓝图可循。
接班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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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周恩来和后来的邓小平领导的务实的行政干部,另一边则是围绕在江青和她的上海帮(日后被毛泽东斥称为“四人帮”)激进分子四周的意识形态拥护者,他们坚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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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外国人那里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与毛泽东的最后几次会晤:燕子和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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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此行时,我们忽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个世纪以前俄国通过中国经常严加斥责的“不平等条约”而划为己有的,加之该城又处于俄远东地区,亦即数年前因中苏冲突不断而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所在地,结果造成技术上的方便考虑压倒了外交上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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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给接班人留下了他的功业和告诫,留下了他的豪情和他的远见卓识。他使中国出现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一统,前朝旧物多已淘汰殆尽,给主席从未打算进行的改革清除了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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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蹂躏摧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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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他结束了国内的派系斗争,带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世界中稳步前进。
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 中国人众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不论社会让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
邓小平的攀升——“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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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执掌着所有从毛泽东和周恩来承袭下来的关键职位:他是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他又有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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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两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则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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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叙述了如何用传统苏联式方法来刺激生产的经济方案,处处根据五年计划,侧重重工业,以人民公社为基础,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的使用来改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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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则拒绝这些条条框框。他说必须让老百姓关注自己的生产;消费品应优先于重工业;中国农民的才智必须得到解放;共产党需要少管一些,政府必须将权力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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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强调,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极大的国家,权力下放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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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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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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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维护正统毛泽东思想之名,邓小平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因为它意味着毛泽东是不会犯错的,而这一点连伟大舵手本人都从来没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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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毛泽东会犯错这一点在毛泽东生前也极少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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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成不变的正统思想。中国的改革将以是否有效为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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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以另一种中国的传统治国——统治者拥有无形但又无处不见的无上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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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的仕宦传统,为官者基本上不露面,全凭政绩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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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执政作风不像帝王,倒像个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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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耐受力,他们要承受他的个人愿景带给他们的苦楚;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群众”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纯粹凭借意志力和意识形态能克服一切障碍,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对中国的贫穷及其与发达世界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鸿沟直言不讳,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获得外国技术、专长和资本来补救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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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构想并不包括朝西方认同的多元民主方向有太大的移动。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
越南:大国的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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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二次越南战争以共产党取得胜利,统一越南而告终,而统一后的越南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比对美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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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统治,其间它吸收了中文书写系统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式(古都顺化壮丽的皇宫和皇陵就是证明)。然而,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华”制度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寻求自己的独立。越南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法像日本那样在历史上相应的时期固守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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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重点向我展示介绍了越南历史上反抗中国斗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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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目标与美国一致,不过它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要避免南部边境出现东南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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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为的是国家利益,不是意识形态。
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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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来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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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说过需要外国的东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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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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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让东南亚国家和它团结起来孤立“苏联熊”,但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想团结起来孤立“中国龙”。
邓小平访美和联盟的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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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采取同样的手法,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两次中国都没有要求对方帮助自己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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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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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为它的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由于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苏联在1958年无法阻止中国攻击沿海岛屿;至于越南,苏联只能猜测邓小平访美期间达成了什么协议,而且会假设对它最不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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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所有领导人都具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深思熟虑的话,他们都会达成同样的结论。结盟等于多此一举,战略分析的逻辑即足以促使有关国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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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以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认为中美之间建立正式联盟没有必要,而且总的来说在推行外交政策时还会累赘碍事。他们愿意依靠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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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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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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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
对越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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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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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出现在10多年后,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财政支持的中断迫使越南削减其在柬埔寨部署的军队。归根结底,在那段非常困难、对民主社会来说难以承受的时期,中国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战略目标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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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通常会两边下注,以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致影响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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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启了对华关系的总统18个月后即黯然辞职,但他关键的外交政策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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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因而表现出了美国的两边摇摆:一方面坚决和北京开辟新关系,另一方面对台湾仍恋恋不舍。
对台军售和第三个《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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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想办法和北京达成谅解,让美国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供应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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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计划两边都不成功——里根不同意正式向中国大陆出售武器,北京也拒绝为获得军事装备而放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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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双方推迟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同时为将来确定路线图。邓小平对如此不确定不完整的结果予以默认,这表明了他对维持与美国紧密关系的重视(也表明了他对黑格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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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份公报内容相当模糊,作为通向未来的路线图执行起来定会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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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用语都没有精确的定义——其实根本没有定义。“逐步”一词的含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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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阐明;用来做基准的卡特时期武器供应的“水平”也没有具体说明。美国虽然郑重表示要放弃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但没有表示它所谓的“长期”是多久。中国虽然重申坚持台湾问题最后必须解决,却没有确定最后时限,也没有发出威胁。这些限制是由双方的国内需要决定的:中国原则上不能接受它心目中自己的领土由外国供应武器;美国政策则不允许切断对台湾的武器供应,《与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国会高票通过突出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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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美国总统并未看懂第三个公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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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们,我关于台湾的想法一点儿也没变。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红色中国的攻击或侵略,需要什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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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都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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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就此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变动《与台湾关系法》;不改变关于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且不压迫台湾与大陆谈判,也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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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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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顿灵活解读《联合公报》感到失望。但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得到了10年的美国援助,使它得以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加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的能力。
新均势: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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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意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中含糊的措辞和对有关台湾条款的灵活解释,只能是因为它认为与美国合作符合它另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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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宣称他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实现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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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美国保证不会倒向苏联——中国人此举证明两国也可进行三角外交。不管怎样,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确认中国继续遵守防止苏联扩张的既定战略,但也向美国表明中国手中的机会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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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参与超级大国的竞争,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便在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三个圈子里追求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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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等于在宣称,作为超越超级大国竞争的最大“中立”国,它占有道义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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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道义超然、高傲优越,还有挫败超级大国野心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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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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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美国和中国建立联盟,是因为它们视彼此为战略伙伴,共同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大敌。现在两国的联盟关系渐行渐远。既然苏联的威胁开始减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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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实际上退变成了仅就某些利益一致的问题合作的权宜伙伴。
邓小平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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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坚持通过对外开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和19世纪后半叶维新派初次尝试却终告失败的努力同出一辙。旧时的障碍是中国人不肯放弃心目中关系到中国特殊地位的生活方式;现在的困难在于如何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此前通行的做法,同时又维护毛泽东时代以来赖以凝聚社会的哲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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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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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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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中央计划无法管理现代经济,但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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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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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关系一直是注重家庭的中华文化特有的问题。在乱世,华人靠家庭支撑。在所有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新加坡,最终的依赖是家人,而决定家人是否可以分一杯羹的是家庭标准,与抽象的市场力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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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归根结底,分歧还得追溯到自19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中国对外开放是实现它的历史宿命,还是在精神信仰上做出妥协?它应该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学习什么?
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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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事态逐渐失控,它往往就会形成自己的发展势头,最初的主要发起人反而成了再也看不懂剧本的剧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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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活动勾起了历史上中国人对动乱的恐惧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无论示威者提出的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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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并不想对他们晓得是一个危险的政权提出致命的挑战。这一政权也不情愿对学生动武。双方有很多共同的目标,也有共同的语言。然而由于沟通不畅和错误的判断,各自将对方逼到越来越不可能妥协的境地。
美国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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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保守派认为自己笃信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即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来自各党派的人权活动家怒不可遏。自由派人士称,鉴于事件的严重后果,美国有义务履行自己传播民主的终极使命。无论他们的目标多么不同,批评者一致认为需要制裁北京,迫使其改变国内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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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足以影响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吗?会不会有因为中央政府的垮台导致内战复燃的风险?19世纪的中国内战至少因为外国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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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而又内向的民族来说,外国的批评(来自他们仍然看作是‘蛮夷’和殖民主义者的人)是一种侮辱,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则是昔日强权行为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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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誓言北京“对那些煽动动乱的人绝不会手软”,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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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始终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主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因改革进程缓慢而心急的激进者的压力,以及经济权力下放导致要求政治决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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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政治稳定。经过将近6周的内部争论,他们不无迟疑地走出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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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对这样一个不伤及任何美国实质利益,而且中国认为别国无权干涉的事件如此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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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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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趁虚而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对象。由此爆发的内战令中国尸横遍野,譬如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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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不是为了迎合美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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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
方励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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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宣扬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长期以来一直挑战官方容忍的极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他被监禁一年。毛泽东去世后他恢复名誉,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并公开表示支持扩大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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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局势的剧变似乎侵蚀了现存的三角关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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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当初美中和解的动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中国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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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间的争论是共产党如何执政,而苏联的争议是共产党是否应该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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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精英成了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掌管着国家的正统,实际上却专注于维护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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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确创造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版图。北京和华盛顿评估这一新版图时,发现它们的利益不再像准同盟时期那样明显一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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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冷战结束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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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苏联的非俄罗斯族比例(约50%)相比,中国的非汉族人口所占比例(约10%)小得多,但具有不同传统的少数民族的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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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因而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不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的复兴与江泽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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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后,中国的一些学术和政治精英鼓吹走内向路线,减少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邓小平通过南方视察挑战了这一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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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沿着邓小平的改革道路继续向前,开始扩展共产主义的内涵,从排他的阶级精英向更宽的社会阶层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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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党代表大会,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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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还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江泽民把共产党向商界领袖开放,使共产党的内部管理更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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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统一。实际后果是台湾变成了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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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美国的使命是向中国扩展民主,还是与中国合作实现和平的世界?或者是否可能两者兼得?
第十八章 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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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不再拥有共同敌人,但也没有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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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质疑美国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承诺;同时,他也关注国家安全,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安全,任何道义目标都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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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关注的是继续获得中东的石油,以及(塔利班倒台之后)保护中国对阿富汗矿产资源的投资。
中美观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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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种货币操控手段,有利于中国公司,却伤害了在相同产业运作的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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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为,追求有利于国内制造商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表明中国需要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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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阐述的是社会观点而不是金融观点:“你不知道多少中国公司会破产,这将会出大乱子的。只有中国的总理肩上有这种压力。这就是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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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美国的老生常谈,它将可能因为不再那么依赖出口而降低与美国加强关系的动机,转而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推动亚洲集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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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必须秉承互利互惠的观念,而非对不当行为进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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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通过“私人”网络向朝鲜、利比亚、伊朗等友好国家扩散核武器的事例表明,即便扩散国不符合无赖国家的正式标准,核扩散对国际秩序也会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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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核计划的前十年中,中国的立场是:这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应由两国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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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拥核显然迟早会影响中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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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同样,中国也担心朝鲜的灾难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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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政权的内部结构使问题更加复杂。它虽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
如何界定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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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试图安抚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不安,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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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由于担心“崛起”概念太具威胁性、过于好胜,“和平崛起”改成了正式官方用语“和平发展”,反映了一种更有分寸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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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不管西方国家有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缺点,它们都能独特有效地管理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尽管中国拒绝靠接受西方政治指导来获取这些知识,但许多中国精英默认西方有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某些知识。
国家命运之辩:必胜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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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不确定且有时痛苦的旅程之后,中国终于实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改革者和革命者共同怀有的梦想——一个掌握现代军事实力、保持独特价值观的繁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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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认为,胡锦涛对战略趋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西方依然是一股危险力量,绝不会允许中国和谐地崛起,因此,中国理应巩固战果,坚持追求世界大国甚至超级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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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摆脱自我怀疑和被动应对,放弃渐进主义,通过“大目标”来重拾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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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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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第一”,恢复现代中国的历史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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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的产品、文化和价值观将成为世界的标准。世界将变得和谐,因为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明智、更温和,也因为中国回避霸权,只承担团队发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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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国政治的竞争性和不道德性,要保障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的和平,中国必须培养“尚武精神”,集中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甚至击败敌人。
戴秉国——再次确认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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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想革命,也不想打仗和复仇,只想让中国人民“告别贫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最负责任、最文明、最守法规和秩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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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曾经目睹过中华帝国的兴衰,有些时期帝国的幅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的政治疆域还辽阔得多。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处于文明的巅峰,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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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以来被西方、日本等殖民国家侵占掠夺而丧失了独特的世界道义领导地位。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满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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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在世界上称霸,世界人民就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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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反对并打倒它。这一点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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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任的领导核心也会把自己的经历注入世界观和国家发展远景。美国战略思维需要密切关注如何与这一代人对话。
后记 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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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中国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复兴的大陆大国;而美国如同英国,是一个与这个大陆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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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已拥有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它同时又建设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挑战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欧洲实际上已经悄悄进入没有外交灵活性的两极体系。外交政策成了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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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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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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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具有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基于经济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两国在历史上都曾被推向极高的国际地位,都曾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中国和美国政府都经常认为本国政策与人类整体利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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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的意图如何,克劳学派会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无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不过是让中国有积累实力的空间,最终必将酿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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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终有一天会这么做,所以美国现在就要行动,权当事情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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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民主体制是互信关系的前提;非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倾向于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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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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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怎样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关系的冲突是先天决定的。中美关系将是“马拉松大赛”和“世纪对决”。而且,这一竞争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不是全胜,就是惨败:“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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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竭尽所能将美国推离中国边界,限制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中的分量。美国将努力把中国的诸多邻国组织起来,抗衡中国的主导地位。双方将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往将更为复杂,因为双方对威慑和先发制人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美国更注重使用压倒性军事力量,中国则更注重制造决定性心理影响。一方或另一方迟早会误判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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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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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对所有人都是灾难,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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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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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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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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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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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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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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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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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做此尝试。任何一方都很庞大,不可能任由对方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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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将把我们带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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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国际体系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知道“一战”结束时世界的模样,难道他们不会望而却步吗?
走向太平洋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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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在共同认可的东北亚和平秩序之下,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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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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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同样渴望在全球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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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导出于 2022-09-28 13: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