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
第十七章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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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已由革命派的意向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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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星代表那时中国的十八省;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井字代表井田而引申为天下大同;金瓜钺斧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三色代表自由、平等、博爱之义;白旗则代表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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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产生的国歌和国旗,使中国第一次具备了一个近代国家应有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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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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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作为天子,皇帝是神圣的权威;作为君父,皇帝又是伦理的权威。一言以蔽之,朕即国家,朕即法律。皇帝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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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权的怀疑和批判是这一时期卓识之士共同思考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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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易代之后,清王朝株连惨酷的文字狱又中断了这种思想,中国社会仍旧沿着皇权赓续的轨迹缓缓而行。
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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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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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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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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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精神象征,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权威。
第二十章 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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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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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括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往往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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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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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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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它画出了一种没有争斗、互爱互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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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们猛烈反对旧文化,但他们本身又多半是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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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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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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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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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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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以至于团体不得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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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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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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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触过各种社会主义,而在俄国胜利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引导抉择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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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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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由此而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历史阶段实现之前,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否定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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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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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为一体的时候,急迫性曾是具有感染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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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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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现实限制了主观愿望。这个矛盾,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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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它所面对的是没有经受过资本主义大规模冲击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片汪洋大海里深藏着和复制着几千年传统留下的影响。优点和弱点,两者都反映了三十年新陈代谢的历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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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等阶级的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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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这个过程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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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两者的分裂和对抗,于是而有“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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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季,与武汉政府东西对峙的蒋介石和上海商业联合会中富有财力的江浙资产阶级结成了一种政治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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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显然志在城市;即使是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也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中举起暴动旗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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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革命者,在经历了1927年的失败之后,于第二年春天汇聚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开始了革命在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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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相比,农村是落后的。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却历史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之路。这条道路最初虽然表现为失败后的退却,然而它包含着国情对于革命的制约,因此,它最终又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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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新式的农民战争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由于农民参加了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又比辛亥革命具有更强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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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面对着亡国灭种之境的时候,民族革命便成为一种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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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监狱中所有的因共产主义或左派活动而被拘禁的人都释放了,其他逃亡到国外的人也回国为民族事业而听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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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民族矛盾而第二次合作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双方都在民族战争的旗帜下固守着自己的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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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
导出于 2022-09-28 14:5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