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
导 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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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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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78年时已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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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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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他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知识分子对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压制大胆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认为他过於急躁，太想冲在前面，太想强调纪律。就像任何出色的军人一样，他希望下属有令必行。他欢迎别人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意见，但是外国人和政治异见人士对党的批评则会让他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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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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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
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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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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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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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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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准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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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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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但除此之外没有参加任何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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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甘乃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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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领导人，对周恩来如此心甘情愿地与毛泽东合作深感不满；但是在群众眼里，是周恩来使他们躲过了毛泽东的极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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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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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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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麽，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後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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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於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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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属於那种邓小平考虑提拔下级干部时也会寻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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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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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想冒任何风险，让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和叶帅有可能与军队领导人联手跟他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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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插图]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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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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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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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麽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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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插图]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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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他﹞身後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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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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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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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任何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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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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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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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於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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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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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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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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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派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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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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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担心可能有人窃听，便展开右手的四个指头，并把拇指弯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泽东撒手人寰之後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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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他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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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日每天继续运行着，尽管缺少大方向；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後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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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於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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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去世让举国陷入受政府引导的悲痛之中。这是一个领导了中共40年、领导了国家27年的传奇人物；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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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去世後，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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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毛泽东最坏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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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以备自己的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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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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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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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代主席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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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从他可以信赖的警卫团中逐个挑选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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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华国锋提供了阐释毛泽东遗志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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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被捕两天後，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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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於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於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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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1976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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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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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
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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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後，将被迫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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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提供稳健而大胆的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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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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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於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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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底和1977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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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1938年以後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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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他并不信服，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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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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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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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後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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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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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後来着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於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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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後又在1978年3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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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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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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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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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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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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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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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都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其中只有叶帅和李先念赞成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和汪东兴则拖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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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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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於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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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用毛的话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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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插图]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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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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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麽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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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後，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作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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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时的大气候下，他必须首先对付一些残留的反知识分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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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用於军队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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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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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领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插图]四年後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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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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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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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曾因1957年领导反右运动而在他们中间失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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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孩子是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後者在1949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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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得彻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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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学生，用着70年代的教材，听60年代的老师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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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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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管「後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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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说法曾在1975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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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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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班的100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20年出了什麽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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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部下就在7月15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在形式上要比党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几天就出一期的带有序号的简报，不对外发行，只供内部传阅；但是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代表可以被党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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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由「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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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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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华国锋和汪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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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争论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持，这让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许会心灰意冷地屈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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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後果，後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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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於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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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团结了这样一批干部——他们认为华国锋不足以担当领导国家大任，但又不敢明说。它也有助於军队领导人站到邓小平一边，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极为干练的领导人，曾与邓小平共事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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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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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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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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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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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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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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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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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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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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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插图]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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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上已经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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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作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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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於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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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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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後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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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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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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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插图]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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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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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後，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第17章 一国两制：台湾、香港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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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基本上是藏人治藏，中国政府只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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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这很快在当地引起严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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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於是1959年3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後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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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以後北京为加强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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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由於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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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沟通的最佳渠道是达赖喇嘛的胞兄、会讲汉语的嘉乐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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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藏人和汉人都很清楚始於1980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後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独立性的衰落。
第21章 天安门悲剧：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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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300人到2,600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後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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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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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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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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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後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後改为「暴乱」，後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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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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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於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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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仍然怀着深切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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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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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麽？
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 他宣称，军事行动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
第23章 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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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後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不断革命断送了它的许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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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老百姓抛弃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他们更喜欢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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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知道，他对1989年天安门示威运动的处理方式，会被很多人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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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後、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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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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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自视为功高盖世的皇帝，邓小平则从不自视为「天子」。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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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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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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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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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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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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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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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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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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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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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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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南北韩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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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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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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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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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的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种体制：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相当大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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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时代和此後的20年里，这种评价主要基於领导班子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多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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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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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於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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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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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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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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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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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使少数几个掌权的领导人更快地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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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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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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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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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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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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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有这麽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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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悲剧之後，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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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後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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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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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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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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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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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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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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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30年的紧张关系之後，於1989年同苏联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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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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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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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导出于 2022-09-28 10: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