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1918 鲁迅《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 “五四”新文学,到底“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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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晚清文学的关键性区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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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晚清谴责小说不约而同地把官场(“官本位”)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李伯元冷嘲“上上下下,无官不贪”,“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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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朴写即使考出来的文官,有心救国,却也好心办蠢事(重金购买假地图)。刘鹗笔下的贪官不好,清官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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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幻想中国他日富强,关键要素也还是依靠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到底还是期盼官员救国,并以治国之法治党,改造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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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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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心的重点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为中心是50年代以后的事情),要点就是“人”。文学的焦点从“官本位”转向“国民性”,这是“五四”与晚清的关键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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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但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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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钱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着’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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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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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贪腐专制官场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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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只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具体说就是人的文学,就是解剖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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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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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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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骂主子,也怨奴才,要挑战整个主奴关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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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结果就是得罪所有人,众人都过来围观、嘲笑,连小孩也表示鄙视,甚至家人也要可怜、禁锢这个病人——于是《狂人日记》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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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大家都病了,结果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没病,一定说是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医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家一起病下去——鲁迅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几步、好几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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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自己被看,有两种可能,一是神经过敏,被迫害妄想,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从医生角度解剖病人。二是思维敏捷,看穿别人的好奇、关心、照顾后面,其实是窥探、干涉与管制,这也是写实,但可以是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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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异”与“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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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围观一个人,这是鲁迅小说后来反复出现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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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小说只有“五四”这个时期,只有在鲁迅等少数作家笔下,才会出现以少数甚至个别对抗多数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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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支持个人独异,来批判庸众(今天叫“吃瓜群众”)?一是强调“个人的自大”“少数的天才”愤世嫉俗的价值,二是狂人知道围观他的众人,并不是官府爪牙,“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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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包围他迫害他的人们,本身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不是主子,也是奴隶,可他们却帮着官场迫害精神独异者,这使鲁迅十分困惑。只是批判官场,庸众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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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与“被看”的情节、“独异”与“庸众”的格局,自然引出更严重的主题:“吃人”与“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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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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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短篇这么多不同层次,这么复杂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现代新文学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难怪后来几乎成为鲁迅创作的大纲,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也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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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创作,当然跟他的衰落家境、少年经历、留学日本、教育部做官等个人经验有关,这些经验中的关键词就是“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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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屈辱又常常和医和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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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日后的文豪,在百草园里翻石头并且分头追逐各奔东西的蟋蟀,谁知道它们到底是正宗夫妻,还是小三,或者一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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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这种事情,周树人不吵,而是忍,但绝不忘却。国事私事都不忘,持久的反省,持久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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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何尝不是在被人吃的情况下也参与吃人呢?鲁迅常常说,他没有对读者说出他全部的真话。鲁迅的真诚就在于他承认自己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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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弃医从文,他以自己创作来诊断医治中国社会的病,希望有某种“药物”使中国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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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官府,县老爷不必出场;第二是帮凶康大叔;第三是茶馆众人,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还有一个20多岁的人等,议论纷纷;第四是华老栓、华大妈、华小栓——普通被害者;第五就是造反派革命党夏瑜,以及他的家人夏四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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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基本病因,官府镇压革命党,大家都知道。第二层并发症,帮凶卖烈士鲜血给民众,反而送了小栓的命。这个次生灾难,二、三、四层的人们都看不见,施害者与受害者都不知道救命药变成了杀人凶器。更吊诡的是,凶器既是旧社会药方,又直接来自革命者身体。客观上,如果二、三、四阶层的人继续愚昧,第五类人的革命,反而加重病情。再神奇的药也是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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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想,针对晚清的病,需要“五四”的药。百年之后人们又要反思,如果晚清的病一直不能断根,是因为“五四”的方子也不行?还是因为没有始终坚持用“五四”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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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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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Q是农民,因此是好的。阿Q精神却是坏的,应该属于当时官员和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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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主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它寄居在阿Q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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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造反者一旦胜利,首先要对付的不是宿敌,而是身边的同类;二是造反者要剥夺权贵的财富自己享用;三是造反者要驱使指挥自己的奴才;四是对权贵财富(比如女人)也要选择精华,不能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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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土谷祠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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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到革命是暴动,毫不迟移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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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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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笔下,奴隶至少有三层定义。第一,清代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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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圆,我是决不答应的。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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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比如房子、金钱、趣味、说话权利等,所有这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但随时可以被剥夺。剥夺了以后还剩一点,撤回一点,你就十分欢喜。这是鲁迅对奴隶的第二层,也是比较经典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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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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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奴隶的第三层定义,你是熬着、吃苦,但是你心里觉得不平、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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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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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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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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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在奴隶生活当中寻找到乐趣、赞叹、抚摩、陶醉。第二,不仅被比自己强的人欺负,也会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第三,起来以后,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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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精神胜利法,初衷是变态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负怎么活下去呢),结果却是可以找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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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人类历史上这些示众、游街、剃光头、剥衣服,让人们吐口水、扔鸡蛋(过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网络上)……基本功能还是让吃瓜群众找到奴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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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欺负者,也欺负他人。人人负我,我亦负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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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阿Q,不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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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对鲁迅说,说在街上看到两种国人,一种像狼,一种似羊。鲁迅说,你看到的其实是一种,他只是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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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是先杀同一阶级的弱者,然后才找官场老爷报仇。但又贪富家大床,又要小D去搬。村里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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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既描画国民性,又预言了中国革命。一部中篇小说交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两个基本主题,所以百年来,学术界数不尽的阿Q研究,现实中也是看不完的阿Q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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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注意到国民性问题是一回事,能否改造国民性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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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生态篇 作家的一天 1927年1月14日的郁达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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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日记九种》介乎于文学创作和个人纪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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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日记九种》,成为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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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日记,写了不少柔情正义,但也有不少荒唐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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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一个中年浪漫文人,怎么就会在几十分钟的偶遇当中,就断定眼前的女子会决定他的后半生呢?(而且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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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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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人都很理智地反对,因为郁达夫年纪大,已婚,颓废浪漫“人设”等。之后几天郁达夫再找,王映霞就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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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只能回上海,一个人哭了个痛快,那个时候他认识王映霞已经十天了,或者说还只有十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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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一个作家怎么可以在几天之内,又怀念妻儿,又狂恋女学生,又鼓吹革命,又流落街头,碰到中年性工作者……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不被惩罚已算幸运,为什么要写出来?发表了,人们又会怎么看呢?那个时代,当时社会又怎么会容忍甚至理解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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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之后能和王映霞在一起,也不完全是因为死缠烂打、狂追热恋,部分原因是王映霞的外公——王二南先生自己写诗,很欣赏郁达夫的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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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后来也没有跟孙荃离婚,只是出现了一种当时叫“两头大”的局面,当时的社会习俗也允许,谁也不做小,谁也不做“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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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一起以后,创作完全转向了,之前是颓唐、伤感、民族、性、郁闷,之后就是潇洒、游记、散文、寓情、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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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激励革命、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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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日记,几个月郁、王在一起后就发表,并没怎么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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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家夫妇一起去,直接在日记里说,喜欢人家的太太。想想就行了,还需要在日记里记下来并拿出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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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百年后写日记,这种心思还会写吗?出版社发表之前,不看看吗?这又不是微信,现在微信、脸书也一样不敢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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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说明郁达夫无论为人,或者是写作发表日记,都是不拘小节。或者他不认为自己生活和人性中的这些弱点有什么错,至少它不是罪。这是一种对自我,对人性的一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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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说明“五四”时期社会道德氛围相当宽容,允许、理解,甚至欣赏文人有可以这样自己表达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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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国作家的心态和生态环境,后来再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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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认为王映霞逃亡途中在兰溪和国民党官员许绍棣有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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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彻底破裂。狂恋的另一面,就是超级嫉妒,甚至演变成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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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王映霞改变了郁达夫的一生。
1928 批判鲁迅 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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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现代评论派,也叫新月派,英美留学,大都是学者、诗人,政治倾向比较温和改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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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留日归来,早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1926年后倾向激进的革命,郁达夫离开,郭沫若等主张文学“要做党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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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主办的《语丝》杂志,虽然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鲁林关系后来也不好,但是《语丝》在文坛上比较中立,对现代散文的影响也比较久远,后来鲁迅又办《奔流》,类似倾向还有沉钟、浅草、莽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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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人数众多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成员非常庞杂,倾向不太明显,但大部分都是老师,或学者,或杂志主编,茅盾等人和创造社一直关系不好,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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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理由是鲁迅看不惯欧美派的绅士靠近统治阶级,不同情工农。暗的原因,也因为顾颉刚曾和陈西滢议论说《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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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 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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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五四”呐喊,一向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战士的形象,现在却被人说是“落伍者的悲哀”及“隐遁主义”,可想鲁迅当时如何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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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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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而革命”,就是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他应该或者必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同时也关心革命,因为革命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现实。所以文学是使命、是目的,革命是工具、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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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为革命而文学”,那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使命,文学就变成了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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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说的,是什么血,什么泪,而是机关枪,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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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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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什么阶级的人?我写了什么阶级的文学?表达了什么阶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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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坚强的鲁迅,当时也有点蒙了,这个文章批评他以后,他沉默了好几个月,才有篇应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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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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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是革命的,但你不要叫我当机关枪、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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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革命,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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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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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鲁迅的批判,是集团作战,一浪接一浪,成仿吾写文章,说鲁迅“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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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有几个月鲁迅居然没有正面回击,平常谁吵得过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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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李立三找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吴黎平,指示:“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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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掌权是李立三,史称“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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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那一系列对鲁迅的批判,最后导致了“左联”时期鲁迅表面上成为文坛主帅。
1933 施蛰存《梅雨之夕》 “第三种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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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太阳社和后期的创造社批判鲁迅“醉眼朦胧”与“阿Q已经死去了”,并问鲁迅站在什么阶级、什么立场上从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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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鲁迅与梁实秋的笔战。翻译论争有点文人相轻,“阶级性”问题却是鲁迅与梁实秋及自由主义阵营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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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阶级性还是必然要写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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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论争是30年代初,鲁迅、冯雪峰和“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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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论争发生在左翼阵营内部,茅盾和瞿秋白争论文艺如何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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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以后,文学如何大众化,仍是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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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要打引号,因为并不等于西方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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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非友即敌,怎能允许“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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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3]战斗意识强于统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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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第三种人的效果,也许是让一些其他“民主主义作家”(巴金、曹禺、老舍等),不要在左右中间走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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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代鲁迅就看不惯胡适等提倡“整理国故”,现在施蛰存本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还要装作很老成的样子向青年人推荐《庄子》《文选》,鲁迅认为这会引导青年脱离现实革命斗争,所以就套了一句杜牧的旧句讽刺施蛰存,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改成“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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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半个20世纪,作家是否还可以选择做“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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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的东西在影响我。我怎么知道有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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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至少有三种身份,在家是丈夫,在公司(单位、体制)是职员,但是在路上,潜意识里是自由身份,或者说戴上了自由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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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雨中漫步回家就是一种第三身份的享受——另一层意义上的“第三种人”?这时“我”不是职员,“我”也不是丈夫,“我”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男人”(无意识中追求自由,并模仿“男人”的欲望)、一个“绅士”(“绅士”和“自由”其实也可以是面具),自以为谁也不认识我,但谁也可以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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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男人在无意识中盼望某种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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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人的幻觉,梦想是外衣,恐惧是内核。人的行为,貌似追逐理想,其实逃避恐惧。前者是生育本能,后者是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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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马路上的男人(其实女人也一样),自以为拥有公司、家庭之外的第三种身份,其实职业和家庭早已植入他的无意识,制约他短暂的“自由”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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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原谅他/她们吧,他/她们当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做什么。我们现在也未必知道我们究竟要什么,究竟在做什么。
1934 沈从文《边城》 怀疑“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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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黄狗的故事,会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为什么这么边缘的故事,这么冷僻的人和事,竟会影响社会的中心和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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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都是苦难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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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城市看来繁华,其实充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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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乡贯穿同一种家庭式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必须顺从老人,权力大说话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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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苦难背后是新旧冲突,新旧冲突背后是西方文明与古老中国的对抗——简而言之,城比乡更开化、新比旧更进步、西比中更文明。这就是《边城》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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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说的是这部小说写给谁看,或者更直接的,是为了反对什么和提倡什么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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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书,作家和出版社最看重这两个接受群体,“大多数读者”就是销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评论家”代表专家意见,进文学史要靠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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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潜在副标题就是不在“中原”(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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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才是“现代性”?是全盘西化?是民族主义?还是乡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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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憎与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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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但假想读者不是普通农民(以农民为主要读者,以小学为平均接受能力的文学,是从延安以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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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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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远离学校,又懂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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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是沈从文乡下习武出身,没有正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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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国经历和足够外文训练,沈从文在大学又自卑又自傲,也对大学体制弊病加倍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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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求是“在那个社会里生活”,意思是说要有底层边缘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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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求最高,要“极关心全个民族时空条件下的好处与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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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没想到半个世纪以后,因为上山下乡等各种运动,中国作家基本上都按照沈从文的三条标准而产生:阿城、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王小波、莫言、贾平凹、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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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明白沈从文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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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对乡村苦难、城市危机,他对古老中国传统,仍不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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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见义让利,这种风气能否延续?二是在兄弟亲情与个人爱情之间如何抉择?三是为什么众多善良的人,好心好意合起来却做成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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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深处仍有过去伟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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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依然影响淳朴的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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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信心与解构的关系更加戏剧性,有钱人家两兄弟,同时看上一个穷女孩,居然没有强求巧夺,而且君子协定——轮流来唱山歌求得这个女子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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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节典型展示了传统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夫一妻、爱情神圣”之间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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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善良的人,仅仅因为各自所处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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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一心为外孙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佬。穷家女能够嫁个当地乡绅的儿子,也算是对她冤死的妈妈有个交代。但老人和翠翠虽然朝夕相处,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缺乏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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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代社会信息发达,天天手里感触手机,有没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关系最密切或者最爱的人沟通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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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边城》是一首牧歌,美丽、忧郁、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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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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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虔诚信仰旧中国传统的同时,也在解构这一种美丽人伦关系以及它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但至少,作家不敢轻易漠视旧的乡下的中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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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月,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以“沈从文”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660篇,以“鲁迅”为关键词搜索出论文833篇,“张爱玲”的为740篇。
1934 萧红《生死场》 “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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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生死场》写的是农民和国难,进入了一个通常以知识分子视角的社会中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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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章讲抗日前东北乡村日常生活,后七章写日本军队来了以后的情况。小说的主题到底是农民的生和死,女性的命运,还是日本侵略中国?一直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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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前文学写“官场”,现代文学写老百姓在“生死场”(延安以后文学处处是“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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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温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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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的深刻教训,就是常常自以为求温饱要发展,其实时时在生存线。
1936 老舍《骆驼祥子》 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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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个人奋斗坚持道德操守无法改变社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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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实的车夫,在社会环境压迫下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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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老舍自己的世界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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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阅读,觉得小说也在写我,写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何被颠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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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社会不公道是祥子堕落的外因,但是还是有内因的,人物本身的性格决定他至少后半部分的一部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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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祥子的性格是忠厚要强,耿直端正,也有一种乡土朴素的理性,个人奋斗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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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是堕落的标志——哪怕合了无产阶级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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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欺负到这么惨,难道无权拿回一点补偿吗?往小处讲,这是减少损失;说大一些,这是“以恶抗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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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曾几何时,祥子和我们都发现,老实地学习、做好事,生活没有向上,甚至还有噩运。看看周围,混日子的、投机取巧的,他们却可能“天天向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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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也会像祥子一样在什么地方动摇?什么时候会放弃初心?是不是也必须像祥子一样在一步一步走向犬儒,走向世故,走向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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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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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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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老舍心目中,个人主义本来不是一个贬义词,个人主义可以是英雄,也可以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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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30年代的文学里都无路可走,那么谁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一般的人又走向哪里去呢?
生态篇 作家的一天 1936年8月5日的鲁迅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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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里对收支有清晰记载。月平均有300元到500元收入,固定100元寄给母亲和朱安,另外100元自己买书。余下来生活费用的也就是200元左右,小康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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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又在日本待过,和医生能够用日文交流,这些都是原因。
1947 钱锺书《围城》 方鸿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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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评论说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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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身处抗战国难,其行为心理几乎脱离时代,只陷在个人恋爱、家庭、工作的琐事当中,兜兜转转,不能自拔。外面打仗,他也不关心,整天和老婆吵架,走不出围城。方鸿渐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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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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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爱情战争的一个心理甚至生理规律——男的要快,女的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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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题目“围城”说的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核心意象是圆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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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人生看,求学、恋爱,工作、结婚,琐碎的生活,可能还要离婚,也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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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姐质问方鸿渐,你出国是不是靠了岳父家里的钱?回国船上是不是看中鲍小姐?还有你那个美国的学位……?三个问题,全中要害。方鸿渐被问得两眼是泪,“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站起来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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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是方鸿渐,只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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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也喜欢唐晓芙。被人揭破软肋,又骄傲又羞愧,只好逃走,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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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死追,不愿跪求,是不是中国男人的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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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两个人都很骄傲,方鸿渐还有羞愧,面对自己爱的人,人才会自卑。唐小姐也是脾气高傲,“爱是又曲折又伟大的情感,决非那么轻易简单”,所以宁可忍痛,以致生病,过了几天就随父亲去了香港、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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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新的时代,人和人的沟通会更容易,关键是你不知道对方的心,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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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两者都是‘精神动员’,无分彼此。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得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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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两种身份,办报或者教书。这是现代文学的两个轮子,传媒或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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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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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辛楣一句话概括方鸿渐,“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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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本以恋爱婚姻为主题,但加入了作家个人经历的艰辛旅途与三闾大学的校园政治,增加了全书的现实主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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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说的第四个选择,方鸿渐为什么会选择和孙柔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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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读者和方鸿渐一样,慢慢地去认识这个深藏不露的女主角,她的表情像百叶窗一样——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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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孙是扮天真,“这女孩子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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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柔嘉订婚以前,常来看鸿渐;订了婚,只有鸿渐去看她,她轻易不来。鸿渐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事事要请教自己;订婚以后,他渐渐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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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作家都喜欢写男性知识分子在婚后(同居后)对女人的失望。原因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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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鸿渐觉得孙柔嘉订婚以后变了——其实不是变了,而是之前没有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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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方鸿渐这一年,学业、恋爱、婚姻、工作、家庭,人生各阶段全部实践一遍。具体说在鲍小姐、苏小姐、唐小姐、孙柔嘉面前,我们又能做出什么样不同的选择呢?好像人生就是这么无奈,这么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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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深一层,能写出一个人生的无意义,这部作品不就也有意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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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出政治上的无意义,有时就是作品的艺术意义所在。
1966—1976 “十年”代表作是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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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年文革”当中,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无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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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十年”里好作品不多,但是故事很多,这是上世纪“中国故事”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时期,所以后来描写这“十年”的好作品,非常之多。
1986 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最杰出的知青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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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民抗战时就入党,随军打到广州,但最后还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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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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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作家的只言片语,不仅说出我的信念,还道出我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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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残腿,觉得不可能。因为写小说出了名,就有作协安排,居然成行。整部小说从想回乡到回忆乡下生活到真的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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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劳动图景当中插进了“不然怎么办”或者“就是常常饿肚子”,使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充满诗意又极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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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家里,史铁生的心态真是坦荡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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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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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是十分普遍的,有对老人住在高山上的窑洞,因为以前是红军,现在没有劳力,所以破格允许养鸡、养猪,生活得不错。其他人不能养鸡、养猪。农民栓儿力气大,技艺高,偷偷离乡做铁匠活,不久就被绑了大绳抓回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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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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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砍柴砍不动,烧不着火,就到山上破庙去砍木的门槛,挖菩萨的木头的心来烧饭。与此同时,愚昧虔诚的乡民们却还在努力修补和使用这个破庙,在那里烧香、磕头、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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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和农民两条文学主线,终于在当代知青小说,特别是《插队的故事》里真正同框。真正同框的意思,就是闰土不必叫“我”老爷,梁生宝见到县委常委柳青也不必那么激动,海喜喜也不能随意教训章永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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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开去,回首当代中国革命,种种艰辛残酷,无法否认。否则为什么后来要改革呢?好,现在既然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又要怀念革命呢?用史铁生的说法,“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
1987 王朔《顽主》《动物凶猛》 “流氓”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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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在作品里做英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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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做俗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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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英雄,多凡人,少豪情,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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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诞感中表达一种自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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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段无标点,“睾丸太郎”,水龙头拦不住,这是典型的王朔风格。胡搅蛮缠说了一大堆,把80年代中国的伪现代派也给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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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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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的使命,就是揭破这种假模假式的崇高,几十年了,揭都揭不完,总是有人要假模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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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追求“消极自由”,是《顽主》背后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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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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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的大白话,绝对的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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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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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十年”当中,表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实际还是干群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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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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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跟他争,觉得他是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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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可能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原来根本没有上街搭讪这回事儿。米兰本来就是认识高晋的,主人公只是高晋身边的小伙伴。但是也有可能这些是事实,主人公不敢回首,不敢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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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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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主人公从开锁,模拟流氓,到假装拍“圈子”,装扮流氓,到最后真的变成流氓。米兰被男主角强奸,男主角被时代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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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浪漫理想到火热激情,再到欲望疯狂变成流氓,不只是15岁小男生,更多的人,各个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在这过程当中看到自己,并看到一个制造流氓的时代。
1993 陈忠实《白鹿原》 “政权”“族权”“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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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写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大概接近于文学版的共和国“前三十年”史;《白鹿原》写10年代到50年代初,时间上完全覆盖了“前五十年”中的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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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写两个家族三代人,贫富矛盾,国共冲突,礼崩乐坏,也是世事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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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小说都可以读成上世纪近百部优秀的中国小说的一个提纲、目录和缩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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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是努力将民国历史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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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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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阀混战,国共斗争,抗日,国共内战,解放与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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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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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政权”“族权”“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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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思维最清醒,地位最独特,看透所有政治人伦关系,甚至能感悟阴阳世界问题的,几乎最不犯错误的就是“神权”代表、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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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谁认识朱先生,谁就会在各种争斗中获得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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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懂魔幻神奇,又通知识书本,朱先生在小说里的功能就是把学校教育与“神权”信仰系统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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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辛亥革命前,两个地主,一个医生,一个校长,互相又被子女婚姻关系相连,形成了一个人事人伦关系网,维持着白鹿原的“政权”“族权”“神权”的暂时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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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好像回避、淡化了一个农村故事必须处理的重要矛盾,那就是贫富矛盾、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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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身份,和对这种身份的挑战,后来决定了黑娃的悲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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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权”下的家庭,充满关心,也充满管控,但再怎么关心和管控,龙不生龙,凤不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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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都要尊重一个中立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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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做了几件事情:一是惩罚好色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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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算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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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算文化账,砸祖宗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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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运动的三步骤,一揭色情史,二算经济账,三砸祠堂碑,后来至少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中两次重演,大致上也是这个顺序。区别是最后一次冲击范围更加大,并不马上分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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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红卫兵,虽然都像农民造反,但还是有区别。后者中的部分人至少在早期比较理想主义。黑娃主要是复仇(祠堂怎么侮辱田小娥),鹿兆鹏更多是出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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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修县志的朱先生也怀疑,史书里说这个地方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但在农民运动前,还能下这个结论吗?朱先生这个问题每隔若干年就可以拿出来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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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运动或者新政出台,要看支持者的基本盘。如果不是普通群众,而是平常在基本秩序之外的奇葩人物,那么这个运动、这个项目大都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时机不成熟的。不过,有些从政的人特别愿意找一些弱势的奇葩来帮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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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修复祠堂,重订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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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白嘉轩当众跪求田福贤不要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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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期,非常正气英武的“族权”已经受到三次挑战:先是军阀射鸡表演,然后农会砸祠堂,第三次是族长跪求一个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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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子霖占有田小娥不只是因为好色,他还要女人去色诱白家长子白孝文,白孝文眼看要成为族长接班人,鹿乡约想要打击白家和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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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奸情被人发现,乡约又嫁祸于狗蛋。在祠堂上,白孝文和鹿子霖亲手鞭打奸夫淫妇。晚上鹿子霖搂着裸体的田小娥说,鞭打在你身上,其实白嘉轩就是在打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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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田小娥先后和郭举人、农民黑娃、鹿乡约、白孝文四个男人睡过觉了,在地主、土匪、乡官、族长接班人之间,她的身体就成了各派势力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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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娥的身体先是凝聚着地主和雇农的阶级矛盾,然后又变成土匪和官员的斗争战场,接着又要成为“政权”暗算“族权”的阴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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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黑娃派土匪夜袭白、鹿两家,打死了鹿子霖的爹,重伤了白嘉轩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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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孝文小娥事发,两个人在祠堂当众被鞭刑,培养已久的“族权”接班人毁于一旦。奇妙的是,颜面全失、被全村人唾弃的白孝文,反而恢复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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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灵骂国民党的语汇读者比较熟悉,鹿兆海批评共产党和农会,也有他自己的批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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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灵还在革命征途上奋斗,就已经让读者提前知道她将来会死于党内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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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子夜》里写过白区地下党人在男女问题上的“开放”,或者说“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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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转告:田福贤让冷先生问你一句话,如果你们日后真的得势,你还能容得下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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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尖锐了。田福贤之所以承担风险放人,一方面是贪财,另一方面也是人情——冷先生的面子,还有鹿子霖是同党。日后你们真的得势……当然读者知道,鹿兆鹏同志党性强,哪敢受贿救敌人?党性强、战斗性强,所以就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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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既是“土地庙和灶王爷”又不只是“土地庙和灶王爷”。之前人人唾骂的田小娥,现在化蝶让大家跪拜,“神权”是朴素的乡村宗教,是迷信、知识和信仰共同组合而成。
1993 余华《活着》 几十部当代小说的缩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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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元、刘鹗觉得官场是病源,鲁迅觉得国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觉得反动派是病毒,80年代作家觉得“文革”是病体,但总之社会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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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是鲁迅看得准,药方是胡适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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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活着》应该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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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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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注重“人生”——人的定义,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讲“人民”,强调阶级。当代文学再次回归“人生”,首先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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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华自治是医生,母亲余佩文,母亲和父亲的姓加起来就是“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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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创作总是铭记儿时饥饿痛苦,张承志始终守望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是用残缺的生命写作,知青农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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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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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几十年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4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中国小说简明扼要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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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叙事者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外一个是向文青讲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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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活着》,而不是别人或余华别的小说,至今仍然这样持久受到民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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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被剥夺财产,是否还应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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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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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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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女间做选择,牺牲女儿也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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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父女互相伸手摸脸的细节文字,简单朴素,笔力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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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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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华或者说福贵这里,也知道“说多了也没意思”,所以只有事实表象,没有政治议论,只有荒诞细节,没有复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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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没有一点对队长或者上面怀疑的意思,队长做了很多蠢事,但一点都不像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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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畜牲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农民还是一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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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首先是要“生”,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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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一个地瓜,能冒着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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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公社到“自然灾害”,无穷无尽地受苦,但是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多厄运,少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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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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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让一个农民在这样极度悲伤的情况下看月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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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输家产,逃过了“土改”;壮丁难友,却做了县长;儿子跑步献血,丢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却突然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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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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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上是“斗争”,床单上是“大风大浪”,男女两人睡在话上面。“话”当然有别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还是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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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人来说,做社员还可以偷懒,单干了好像更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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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家写到这里还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关心,煮了不少新鲜豆子,结果小孩吃多了,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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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贵的父亲、龙二到有庆,再到凤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贵眼看着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七八个人先后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后买了一头牛,孤苦伶仃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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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活着》写县长,不是淡化,而是重举(强调办坏事)轻放(强调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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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第一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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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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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活着》的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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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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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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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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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国史,虽然有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1994 王小波《黄金时代》 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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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基本是个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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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点,或者说有局外人的好处,当然,也会有局外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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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们用的那个避孕套(还是日本时期的旧货,经过很多次清洗、晾干扑上滑石粉)破了,把我漏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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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所不在、没完没了的虚假崇高,只好在荒诞之中寻找自由,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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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坏分子”交代材料中详细坦白男女私情的时间、地点、动作、细节、具体感受,证明特定时代的人最后只剩下赤裸裸的身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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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文学史中看,王小波还是延续知识分子精神自省的传统,不过不是呐喊斗争,或忧郁彷徨,而是无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极自由”——我不愿献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么关心村里老乡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么焦虑自己的前途理想。我无所追求,除了身体的快乐——身体的快乐不就是本我,不就是无意识,不就是快乐的源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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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欲就是天理。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决不认命。
1996 王安忆《长恨歌》 写女人,还是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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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什么样的具体物质环境里展开她的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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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最著名的一部描写大都市的文学作品,也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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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作家,因时代制约,起步都是“心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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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高楼只是点线地标,背后弄堂背景才是上海底色。和张爱玲用菜场的老百姓补丁衣服来写“中国的日夜”异曲同工,都是强调小市民才是推动城市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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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论带动叙事,分析矛盾状态是关键。
导出于 2022-09-28 14:5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