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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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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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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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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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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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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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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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入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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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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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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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1998年12月1日
上编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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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各种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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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习惯的交往方式是：“亲戚的亲戚，也是我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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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由政治家自觉发动的改革，如今似乎走上了自发的道路。由改革引发出来的社会自发力量，如今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冲击着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秩序与观念。政治家们试图将各种盲目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纳入政策法令的预设轨道，思想家们则试图从理论上去认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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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必须源于这些普遍的感受、情绪与意见，同时又必须高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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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社会事实。但社会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因为所有社会事实都是由有感受、有思虑、有欲求、有激情的人参与的。当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事实时，应将其区分为社会事件与社会心理两个方面。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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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农民、农业、农村与基层政权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必须采用点面结合的办法。有点无面，失在狭窄；有面无点，失在空泛。以点为主，以面为辅，点面结合，方能完成本次调查的预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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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学而优则仕”是孔老夫子的训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明的官谣，用金钱与女色来奖掖知识分子，实非当代的发明。如今知识分子用文凭、学历、文章来敲职称、住房、官职之门，实自古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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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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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缺乏协商与合作的精神与能力，是中国农民与农村中的一大问题。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似乎并没有教会我们农民兄弟的合作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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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党校，是一个组织十分完备的系统，这个系统的研究机构与人员，能够配合我的调查；这个系统的学员，本身就是我的调查对象；这个系统还是当地“社会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纽结”。沿着党校的师生与亲友关系能把我引向我想到达的任何一个“调查现场”。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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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时间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或重复而有快慢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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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方有管理，而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分工协作以完成非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故“所做之事”为组织目的，分工协作是其方法。管理的实质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提高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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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或在于，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说，是普遍化的规章制度与我们习惯的人情交往方式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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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失去了“自我”，以至于我们这些处于大改革时代的一代人，向前忙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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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如今成了一种职业，寺庙成了打工挣钱之地。出家做和尚，也得拉关系，走后门。不少人“出家”的目的仅在于“还家”，或说建立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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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又说“临事抱佛脚”。这实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所关注的是此生此世，对灵魂、天国的有无向来存而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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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精神，对具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近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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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相国寺，抬头方见雕刻在佛殿屋脊的八个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不正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内最普遍的心愿吗？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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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即广义上说的农业、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也最为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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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进行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现代化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单纯地用成功或失败并不足以评价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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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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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来说，应该而且可能实现的现代化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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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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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熟悉”与“习以为常”恰恰是理性追问的大敌。理性往往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停止了分析与追问，原因恰恰在于“我已经知道了”。因此，无知状态能把一切熟悉的现象当作不熟悉的东西而加以观察、提问与思考。同时，无知状态还包括“理论上的悬置”。所谓“悬置”状态，即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理论、概念与假设，在调查过程中暂时地悬置起来。这就是说，不要用先入为主的概念去套裁经验材料，而应让概念与经验事实自由地结合，或依据经验事实对概念作出必要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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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农村计划生育任务，乡村干部使用各种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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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罚款成为内地不少村、乡、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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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罚款的分配，乡镇留存50%，上缴县20%，返回村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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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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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分散经营的农户缺乏一个真正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面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名目繁多的税收，农户先是忍气吞声，继而上访上告。最后必然是“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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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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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伊斯兰教堂内为何没有神画与神像，甚至连想象真主的模样也有罪过。二是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信教的人反而日见增多。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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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有一副对联：“诸恶莫作，诸善信奉，已了如来意；四大皆空，五蕴非有，此乃波罗蜜心。”上联是俗谛，下联是真谛。真俗并举，雅俗共赏。俗谛是对中下根器众人的说法，真谛是对上根器人的说法，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佛教所谓“方便”，我们称之为“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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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标准。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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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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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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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道德实践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人们暗中都渴望作恶，但又害怕别人对他作恶，故而善恶标准只活跃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中而不是落实在各自的道德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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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发明了科学，又发明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人的自然需求之上增长着无穷无尽的人为需求。到处活跃着的激情、利益与偏好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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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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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到处充塞着希望一夜致富的骚动人群。用加快发展经济来满足更多的欲求，这是一回事；总有更多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又是另一回事。那么如何来对付这些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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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一般单数，通常十三层，这说明“十三”在佛教中是个吉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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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观念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人们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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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将爱情理解为婚姻的基础，又将契约理解为政治社会的基础。将捉摸不定的爱情作为合法婚姻结合的基础，实为消除婚姻实行同居铺平了道路；将同意作为国家的基础，唯一可行的便是西方式的民主制，这使得一切以革命手段夺取并建立的政权，在寻找合法性证明时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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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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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本性就是将一个又一个的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家族伦理共同体与国家伦理共同体内“揪出来替自己服务”。不仅各种生产组织而且家庭与国家都得为满足个人的需要服务。我们向“市场经济”要效率与富裕，市场经济社会同时给了我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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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地闯进了这个陌生的社会，能否从古代的道德智慧中寻找医治这个社会内已到处发作的心理与精神疾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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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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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研究改革“是什么”、“可能如何”。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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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80年代便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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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还要一点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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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他们真的退回到那个安全得毫无人身自由、平等得普遍贫困的公社时代去，恐怕极少有人会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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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至今活着，又说明包公当年所反对的腐败现象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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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地方政府中存在着腐败现象，人民怨恨难申，故希望包青天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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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的是私情，行的是“关节”。习惯于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等方式解决自己的事，故而在人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与人们的政治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其病与其说在于人，倒不如说在于我们传统的习惯行为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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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难归”，在现世便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处；死后不能归葬祖墓，便不得血食，成为孤魂野鬼。如今出仕为官者，皆奉唯物主义，哪还信这一套。当今包公不知以何来训诫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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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流传到当代，当代只是历史的一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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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在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 清乾隆年间出任河南巡抚的尹令一，巡察河南后的结论是：一、“豫省民俗，素称淳朴，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于地之所产”。二、“水利失修，旱涝无备，全赖天时”。三、“百姓罔知气候”，不识农时。四、农田粪少，耕作不细。五、盐碱沙地多，大半荒废。六、棉花产自豫省，而贩于江南，本省“旷废女工，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
5月19日 亲临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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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个自觉能动的过程，但改革所引发出来的诸多利益、激情与愿望所形成的一股自发洪流，将最终决定“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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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十数年间，这里的农民便告辞了相沿数千年之久的土墙草屋，这确实是改革开放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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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巨龙——的原形，不就是黄河吗？它的暴怒与平静，它的任性与驯服，它的灾祸与福泽，不正是龙的性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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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村民依然以务农为主，农闲外出打工、挣钱，村民盖新房所需的钱，一部分来自农业的积累，一部分来自打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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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办事，不送礼不行，送了礼也未必替你办事。大小官员，整天公款吃喝，有的甚至公款嫖娼。养情妇已成为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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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一路不停的牢骚中，听得出来，他把如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攀比之风”归咎于改革开放，而将党政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恶化归咎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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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富裕，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得了自由而任性枉为，目无法纪，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富裕，心怀忌妒与不满。一旦看到个别党政官员以权谋私，更是愤恨不平。这怎么能怪改革开放本身呢？再说，你们办事都习惯于请客送礼，这不是促成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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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宣传部门实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守着一些自己也未必信奉的教条，而不去研究变动着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如何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大量思想问题呢？
5月20日 在河南大学讲演——再谈传统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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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两种组织，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一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其余一切社会中间组织差不多是模仿家组织原则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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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小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之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三是与市场（在古代主要指集市）相交换。四是家与国之间的“交换”，即农民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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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交换关系大量侵入现代政治过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及党政腐败的一大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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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从体制上确保官员必须“为民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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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民族的自我及其所愿所能的现代化目标，是当代价值重建的关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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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结束后，我便处在一群意犹未尽的学生的包围之中，回答他们的问题，确实是思的动力，更是思者的责任。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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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明显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城市文化，则明显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而港台文化其实便是欧美消费文化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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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人口对土地压力持续增长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走提高农业单产的道路，而提高农业单产关键在于水利。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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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起着稳定作用的人均土地分配制却阻碍着耕地的有效集中。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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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切企事业与党政机关的入口处，都能看到这种“门面”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起源于村落，起源于村落内各家族争取优势地位这一更深层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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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一生辛苦，只为两件事，一是填饱肚皮，二是替儿子娶妻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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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制定的成文法与依然在村民头脑中活跃的习惯法相冲突的话，习惯往往取得最后的胜利。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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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发了财的都怕露富，请来也不会实说。村里人都知道这几家发了财，但谁也不知他们到底发了多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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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亩小麦的物资投入（不计农家肥）共233元。4.5亩总投入104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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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总收入在4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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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总收入4000元。总支出838元＋2899元＋380元=41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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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似乎成了他进一步贫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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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然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为副的乡村，各农户间的贫富差异看来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家庭劳力的体力与智力的高低；二是家庭劳动力与纯消费者的比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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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贫富的分化只能发生在非农收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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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营粮食买卖而成为本村的首富（据云已积累了数十万资产）是因为他有一个在国营粮站工作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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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蔬菜要经常浇水，太麻烦”。二是“你种，别人不种，菜要被人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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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麦为主食，对菜肴的要求或许没有以大米为主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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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有两个项目，一是村民组长的任务与报酬；二是全组各农户的人口、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兼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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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组长是个劳多酬少的苦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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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村民组长出面调解的主要矛盾，一是分家时闹矛盾，二是农户间的宅基地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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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曲直而是以亲疏论是非，是村落文化内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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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一位村干部模样的人随老刘进屋来，一脸阴沉严肃地说：“你们来此调查，上头不知道。村里人传说纷纷。有人说你们是中央派来的，有的说是省里派来的，也有的说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各种说法都有，人心惶惶的，上面（指乡政府官员）要找你们谈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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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开封市委党校的老师，这位是上海的大学老师，不是上头派来的，也不是什么记者。我只陪这位上海老师来看看北方农村的情况。我们到这里来，×××是知道的（他曾做过此县的县委书记）。你们的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都是我的老熟人。有什么事，你叫你们的乡长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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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老师说：“你别吭声，由我来对付他们。对付这批平时横行乡里的人，我自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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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用这层关系吓唬这些中国政权最末位的官吏，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这确实是他们唯一能理解并能改变他们态度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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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他们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是内心恐惧，怕我们的“微服私访”，揭露他们平日的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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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如果我们真是“微服私访”的记者，他们会把我们请到乡政府去招待，如果我们是“假冒”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与他们的县委书记有“私人关系”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抓到乡派出所去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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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在我头脑中激起两个十分强烈的想法：一是中国乡村的行政区域，其实是各级党政官员们的独立“封地”。在“封地”的进出口处，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牌。中国自己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调查，获取所需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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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党校老师的陪同，如果没有党校老师与县、乡干部的“师生关系”，一个上海的学者是根本无法直接到达村落与农户这一调查现场的。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 他们担心怕事、怕官、怕管，看来这些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国农民，既需要别人来管理他们又最怕别人来管理。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古代是现代似乎依然是要求一个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掌管他们的“公共事务”。然而，千百年来，他们遇到过几个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他们作主呢？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 习惯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现代法律如与村里的传统民事习惯发生冲突，胜利的还是习惯。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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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村落性质，有三种学说：一种是马克思的“马铃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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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阶级分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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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共同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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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及宋明清的历史典籍来看，中国的村落基本上是“马铃薯”型的。故而国家的税赋单位是“户”而不是“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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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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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出正确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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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个农村集体化运动，无非是给“马铃薯”们套上一个坚实的麻袋，使之成为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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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中国地方政治的变化，与其说是政治本身，不如说只是政体变化；与其说是地方政体变化，还不如说是政治术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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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定我们只能走提高单产的道路，今后也只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难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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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纯地从农业生产组织来看问题，集体组织对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确实是有效的，因而对提高单产也有重要的效应。但若从经济效益、从单产的进一步提高来说，家庭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农业生产组织则更为有效，这便是我们解散集体、恢复家庭生产职能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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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重新恢复到“马铃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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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压力下选择了“现代化之路”的一切不发达国家内，引入一项“现代制度”只是一个开端，而要培育起使该“现代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文化”，是一项远为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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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把中国拖入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忙于“观念更新”与“制度建设”，往往把“形式制度”与“现代术语”视为生活本身，结果既误别人，也复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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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皇权主义认为在地上行政的皇权，其合法性来源于天意或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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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合法性的最终根源在于对“民意”的“代表性”，故而皇权的最大职能是“替民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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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替“为民作主”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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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建立一套防止不替民作主，甚至以权谋私、侵剥村民的制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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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替民作主”者理应真心实意培育广大村民的自我作主精神，一旦村民学会自我作主，便无需再替他们作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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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村民能否“自我代表”，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在村范围内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力，通过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培养他们所缺乏的合作协商的能力，然后逐级向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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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并举，是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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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看问题，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家族（自家人），再次是宗族，最后是同村。所以通过村民选举，能否选出真正代表全村利益的村领导班子，实在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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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解决当代农村，尤其是内地农村中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呢？我一直在苦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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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对其亲友说其终身憾事：未能将其生平所学著成一书，以留后世，官场碌碌，耗其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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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而后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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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人士往海外往商场钻，中原人士往官场钻，实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皆为名利计耳。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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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可以且应该向另一个更为发达的民族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无论如何学习，也成不了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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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谈论“应该”时，更多地要认清我们民族的自我，认清占民族多数成员的最紧迫的要求，及这些要求在最近的将来实现的可能性。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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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实质是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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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该”的角度来说，农业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更意味着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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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是指家庭劳动力（假如我们认为家庭组织是农业经济的有效组织的话）、现代技术（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与耕地面积的有效配置。据此，拥有两三个劳动力的四五口之家，凭借目前所能获得的机械与技术，能耕作50～100亩土地，也就是说人均10～20亩的家庭农场，方能达到“应该”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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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只有1亩多一点的耕地，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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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继续走稳产、高产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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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找到一个将千百万分散、狭小且雷同的家庭农场与国内、国际大市场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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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尽可能地割断那些经济重心已转入城市的“农民”与承包土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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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到底指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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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自我代表能力的小农，依然面对着替他们作主（或不作主）的地方政府与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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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既需要一个“人情关系网”，也需要一个“集市贸易”，
5月29日 杨教授的“黄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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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有四大特点。一是含沙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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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水沙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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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实因黄土高原而变黄。黄土高原使这条大河成为黄河，使华北平原，成为黄土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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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枯水期呈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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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黄河洪水，往往引发河流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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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毛主席到黄河柳园口视察时问：“黄河大堤随河面升高而不断加高，何时才能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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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启动的黄河小浪底工程，动态投资357亿人民币，集防洪、减淤、灌溉、发电、城市供水于一体。这一工程的建设，能使黄河下游的防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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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井耕文化”，二曰“河耕文化”，三曰“塘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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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村落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或说，中国传统文化即村落文化。作为调节家庭内基本关系的准则——尊卑有等，亲疏有别——是村落文化之核心要义。在这一文化内，不可能发育出独立、平等个体间的契约合作关系与民主精神。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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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其实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亿万农民生育行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关涉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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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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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长至今行使两大职能：一是主持同族的婚丧仪式。二是协助村委民调主任调解同族各家之间或家庭内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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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出任村支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下有家族势力的支持（他所谓的家族主要是同一父母的若干兄弟），二是上有乡政府的支持，三是个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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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带领村民致富，他们就不会拥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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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县、乡政府，在财税、司法、工商部门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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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大乡村的行政村一级的政权与家族权相结合的一般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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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的干部，只是一种职役，而非官职。该职位的权力名义上来自于乡政府的授予，实际来源于家族势力的支援及其本人秉公办事的德与才。这是村政权与家族相结合的最为深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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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替村民作主的能人，二是役使村民的“村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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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姓村内，似乎较多地产生第一类人物。在若干大姓并存，或杂姓村内，容易产生第二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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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呢？（所谓德，仅指愿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所谓才，指有能力替村民办事。而他们的主要报酬在于村民的感激与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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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阶段，一定要搞技术上有把握且投资少、见效快的东西，于是转向室内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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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农业，必须搞水利建设，要发展村办企业，必须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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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间的“人情往来”，其实是一种非市场的物资与劳务交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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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大村民中，自己的处境、利益与困难与共同利益与困难之间，似存在一条难以超越的鸿沟。“没人管事”与“没有办法”之所以成为广大村民的习用语，是上述状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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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物决不是村民协商选举产生的，而是自己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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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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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掌管村公共事务的权力而谋取本家庭、本家族特殊私利的现象却甚为普遍。当家族势力与村政权相结合一旦以谋逐私利为目的时，“村霸”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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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扬传统美德、集体主义道德与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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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生存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参观焦裕禄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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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丑不可外扬”与“熟人，陌生人之间的界线”，是村落文化内固有的两大特征。前者，各家长、村长、乡长们各自的小心翼翼地遮蔽起来；后者，使一切陌生人成为“来路不明，行迹可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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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中常用的“问卷统计”调查法，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使得问卷法有效的基本前提——社会生活的敞开性和无防范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或说基本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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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古代儒家官箴，至今悬挂在兰考县政府大楼的门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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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一心为着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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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为人称之所好，世人竞逐奔走而不得休息者，为名利计耳。苦与死为人性之所恶，求生避苦，实乃世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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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死避苦，追名，逐利，即佛教所谓世俗，所谓红尘，所谓生死轮回，然市场经济却用之于自身运作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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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苍生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最高政治伦理信念，如今我们把它称之为“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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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而入世，儒释合一乃宋明心学之根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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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四不怕死（即出世），一心为着人民利益（即入世），”其实是释儒合一的现代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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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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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现代之路。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 当一个社会开始大力表彰某一伦理精神及具有该伦理精神的道德英雄时，说明该社会迫切需要这一精神但又缺乏这一精神。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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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分田到户，实在是“顺乎天，应乎民”。民者，中国农民也；天者，农民之普遍心理也。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
- 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6月18日 “杞人”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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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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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想用“群众路线”来治官病，用“理论联系实际”来治知识分子之病，用“集体化”来治小农之病。用药虽猛，无奈千年顽症难以根除。如今旧病复发，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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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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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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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办企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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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资金，二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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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资金，可用合作股份的办法解决。技术嘛，对你们这批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学起来并不太困难。村办企业，又不需要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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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很难长久地合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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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了半年，各生猜忌，互不信任，结果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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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集市范围内的工商经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组织，建立新型工商组织的经验确实超出了村民的传统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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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意识到合作对合作者都有利。第二，他们也为合作而协商制定“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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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获得这两点认识的村民为什么会散伙呢？根本原因是他们为各自的眼前小利而随时破坏他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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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亲自参与制定的合作规则的尊重与自觉服从，或是中国村民，乃至中国人最缺乏的现代意识。缺乏这种现代意识的国民，是无法建立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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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村支书明的好处确实不多，但暗的好处不少。村里的账目从来不公开，谁也不知他们得了多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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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做上村支书的，都是上有靠山、兄弟多、拳头硬的家族。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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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村民一般生活状况，只看不谈，也能了解十之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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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结构与内部陈设最能反映各农户的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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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据建材与结构将村民住房区分为若干代：土坯草房为第一代，外砖内坯瓦顶为第二代，砖瓦结构的平房为第三代，砖瓦水泥结构的二层楼房或新式平房为第四代，别墅式的小楼房为第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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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内各类住房的比例便可以看出，该村经济收入的重心，依然是种植业，其次是饲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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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以填饱肚子为目的的生存经济，贫富分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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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把能“常年吃白馍”视作“吃好了”，虽然在我们看来只是“吃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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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一是没钱治病，医疗费用实在太贵了。二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一旦病倒，谁来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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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家底薄，父母无力为儿子提供娶妻所必备的物质条件，二是本人体弱智低，无力替自己创造当地风俗所认可的必备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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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财富、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综合贫困，大部分将由其子女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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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家庭的贫困，不仅是绝对的贫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绝望的贫困。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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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走访过的中原县城，总给我千篇一律的感觉。钢筋水泥的道路，钢筋水泥的建筑凝聚着各银行的巨额贷款与农民的沉重农负，同样也凝聚着历任知县的现代化企盼，同时也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历任知县的现代化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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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原农业大县的现代化，如何引导仅有一二亩人均耕地的数千百万村民走向现代化之路，我不禁茫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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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所聊，饭后所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县级党政各部门的编制与精兵简政，二是县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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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业大县，一是指人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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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县绝大多数人口依然从事农业，工商业极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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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个低效且艰辛的行业，稍有一点才能与抱负的农家子弟都会迫切要求脱离这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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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之所以参军、读书，一个基本的动机就是在县、乡行政或事业部门谋求一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或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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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趋势是，机构越设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这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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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重叠，人员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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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之内，一县的税源决不可能增长一倍，税收却增加几近一倍，这增收的2700万元从何而来？它与1995年突然加重的农民负担到底有何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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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任期制与回避制或有利于中央集权，但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何种消极影响，我们的政治学似乎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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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事实”总是与人们的利益与偏见纠缠在一起的。
6月24日 念天地之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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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其《资本论》序言中谈到过他的“研究现实社会运动”的方法：一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二是分析各类社会现象的发展形式，三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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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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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欤，现代欤？古人欤，今人欤？我们民族经历百年奋斗，却不知今处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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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及其伴随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岂止是“苟延残喘”而已，它不依然还是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深厚基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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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放下手头的最新译著，走出繁华都市的书斋，到广大的中西部乡村去看一看，听一听，你就能发现一个被满脑袋的舶来观念所淹没了的“古老陈旧的生产方式及其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不是“苟延残喘”，而是“深厚广大，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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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到底在哪儿呢？谁能告诉我，1996年，对中国来说到底是何年，供我们清谈的会议室到底是何地？我秉实相告：我不知道。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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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是“会馆”这种前现代的中国商业组织，及晋陕商人所供奉的，体现古代商业精神的神——关羽及其所体现的信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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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旧社会都市中同乡或同业的封建性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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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同种方言或同一地域组成的会馆，其组织原则是一种模拟的血缘关系（或曰准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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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家族血缘关系而建立超家族的社会组织，是一切前现代社会内诸类社会中间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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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互济”，防范异乡人与行外人的欺凌，替同乡同业内部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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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职能有：为三省旅汴的困难同乡提供衣食救济和临时住所，代筹义地，协商丧葬，寄存棺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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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祀奉关羽是表彰他的“精忠报国”；民间下层社会崇拜关羽，是将关羽视为“江湖义气”之表率，故哥老会，清洪帮对关羽之“义气”礼敬有加；明清商贾之崇奉关羽，侧重关羽之“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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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近代欧洲的新教伦理将禁欲的“天职”与世俗的谋利活动结合起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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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元之后，关羽地位不断提高？关羽由将而王，发生在北宋将亡之际，关羽由王而帝，而神，而圣，发生在明之将亡之际，这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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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秘密团体内，对背离忠义原则的成员都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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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内一种极普遍的商业组织，这种组织形态属于家族组织，又高于家族组织，但未脱离带有强烈血缘关系烙印的“同姓、方言、地域”的范围，因而并不是各独立个体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契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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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或“信义”既是会馆这类商业组织的组织原则，也是商业活动的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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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组织原则是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关系），同样，在村落社会内，所有的社会关系也都是亲属或准亲属关系。所有的村落成员，都可用亲属称谓来相互称呼，由成对出现的亲属称谓构成称谓体系，也即是一种义务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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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把复杂的村落社会关系简化为三类主要的社会关系：男女关系，上下辈关系，同辈关系，并确立三个主要的道德标准：孝、悌与男女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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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个人。由血缘关系维持着的等级义务体系分解成为追求各自利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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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观点看问题，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其核心是社会类型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远不如说是古今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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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数亿中国人从各自所属的政企（或政社，或政教等等）合一的“单位组织”内摆脱出来而进入市场经济之时，他们将以何种原则结合起各种社会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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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制的推行，使得家庭这种古老农业组织重新起用，家族关系似乎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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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依然活跃着的古老的社会结合原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种阻力，还是一种可资凭借的资源？独立人格间的契约结合原则能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成为社会关系的一般原则吗？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
6月26日 告别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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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自成一格、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她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与世界趋同化的浪潮中，究竟有哪些文化特质将要消失或早已消失，哪些文化特质将融入现代化并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识别与认同的基础，这是一个自“五四”以来不断被提出但至今未找到满意答案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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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是开会，服务是收费，协调是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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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坐船头，政府岸上走，人大荡悠悠，政协亲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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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揭露与讽喻官场的民谣恰恰来自官场本身，且官场内的大小宴席往往是传播此类民谣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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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县及县以上的官场是十分隔膜的，他们所谓的干部腐败，主要指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大吃大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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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知官场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用顺口溜的形式概括出来者，多数出在官场之内。不熟悉各级政权内四大班子的实际职能与关系者是不可能制作上述顺口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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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官场内会产生传播揭露与讽喻自身的民谣呢？基本原因或在于官吏们从教育宣传中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与他们必须如此行为的现实状况之间巨大差距与鲜明的对照。自嘲式的顺口溜多少可以在心理上弥合这一裂痕与矛盾。
下编 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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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块构成我们当代社会基础的乡村社会内，我们看到古老的生产方式及其同样古老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它们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激烈变化而依然保持它的巨大的历史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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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村落文化习俗所决定的，以亲情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互惠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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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与市场（主要是集市）相交换。三是与国家的交换（在古代还表现在与地主、贵族之间的交换，在消灭了地主与贵族的今天，主要与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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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代化”，则是一个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问题：是指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更吗？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这一现状，几乎堵塞了中国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是指农村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吗？没有工业的支持，人均一亩耕地只能图个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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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村民政治意识的变化吗？在现有生产方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将村民提高到公民还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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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是“外铄型”而非“内生型”的。中国自无例外。凡外铄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不是从“脚”开始走路的，而是从“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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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自内向外”、“自下向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生活世界”尤其是构成“生活世界”基础的广大乡村社会依然是沿着它们的巨大历史惯性向前运动。
9月11日 升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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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示范，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所能承受的投入与能够掌握的技术，这或许是该村“富民工程”得以实施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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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村民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但缺钱花。如今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孩子读书，盖房子，买化肥、农药都得要钱。如每户农户都栽种香菇，一年少则二三千元，多则四五千元，那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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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没有考虑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香菇市场，栽培香菇所需的原材料（栗木屑）价格必然上涨，而香菇的市场价必然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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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企业，情况比种地更复杂。农民种地收上粮食卖不出去，可留在家里自己吃。办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得倒闭，另外还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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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想富，这个心情好理解，但心太急，一急便蛮干，结果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穷家当都给折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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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新官上台，便订高指标，大计划，喊大口号，层层下压，劳民伤财。1958年我们这样干，近十年来。又是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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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户为中心搞农户力所能及的项目，小型分散投资少，看来比较切实可行，受到农民欢迎。但也有隐忧，如县里提出，要把我县办成全国最大的香菇市场与兔毛市场。大话说在前面，难保不成为空话。爱说大话、空话，确实是河南人的一个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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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能自己安排，这是最大的苦恼。要帮村里办点事，也很难。要一次次找乡县领导，找关系，大量时间是无效的，白忙。乡里干部说是下村指导工作，往往是指手画脚。上级下达的指示，执行不是，不执行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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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家里有哪些经济收入，她说：“一是种香菇，今年赚了三四千元；一是养猪，全年也有2000元左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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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每家都有，村民只要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就不会急着出售麦子。价格高才卖掉，价格下跌，就屯在家里。这里的村民，有储粮备荒的习惯。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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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民，有两大好处：其一是稳定粮价，二是减轻国家贮粮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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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可以积钱，还可以积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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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还能动动，还是两老独自过活自在些。住到儿子家去，看他夫妇俩忙着，自己闲着也难受，吃顿饭也不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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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算是老汉的“富民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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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致回答：“解放前生活最难过，分田单干后，日子最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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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问道：“毛主席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都很穷；邓小平给你们分田地，让你们发家致富，怎么能说都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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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之灾，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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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你能感受得出来，毛主席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看来“温饱”与“安宁”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富裕”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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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富裕”与“和谐关系”，应成为乡村小康社会的两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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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祸，是福，殊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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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我向陪同我近一天的村支书提出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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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培种香菇已成为全村自觉行动时，村支书应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酝酿下一个“富民项目”。这两年香菇效益不错，培育者必然逐年增多，作为原材料的栗木价格必然上涨，香菇价格会逐年下跌，直至无利可图。要密切注意原料与香菇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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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急于上“两头在外”的工业项目。重点放在高效农业、家庭饲养业和庭院经济上。村内绝大多数农户每年能增加二三千元收入，就是重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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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支书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但主要是对农户负责，决不能盲目执行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富民工程的精神，核心是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应紧紧抓住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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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近一个小时，唯一的收获是三段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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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挂个号，二万划个道，三万四万给个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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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宣传的，是弄虚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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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委打击的，是憨呆痴傻的。组织部提拔的，是顺溜拍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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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想事，政府干事，人大惹事，政协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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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县乡官场，是青年英俊趋赴的中心，乡、县仕途，拥挤曲折，升迁竞争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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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只有通过读书、参军两途才能脱离土地，实现“农转非”的家庭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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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官阶中，“副科”大概算是最低一级官阶。按照古代官阶进行推算的话属“从八品”，严格说来，真正的仕途从这里开始，而后沿着“正科”、“副处”直至“正处”的官阶金字塔作艰难的攀登。“正处”是一县最高的“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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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从“副科”向“正科”一级的跳跃，这是“副科”们积心处虑思考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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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党政“一把手”，便是“正科”级别。全县只有14个乡镇，只有14个乡镇书记与14个乡镇长，机会稀缺，道路狭窄且拥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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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稍有政治志向的年轻“副科”们来说，最佳的选择是重返乡镇，如果有这一机会的话。因为乡镇书记、乡镇长这两个职务，因执掌一方的全面工作而能得到广泛的锻炼，获得全面的从政经验。由乡镇党委书记（正科），再向县局、委、办运动，相对而言就顺畅多了。因为一县的局级机构，通常有六七十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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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宋的生活目标很实在：做到局长（正科或副处级），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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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升迁的挫折而积压起来的忧怨与忿懑，或是众多“官谣”滋生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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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考核、任用、升迁，毕竟有一个标准，给了钱就能得官，那太方便了。但说完全没有这回事，也不确实。我只能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再说，各县、各乡情况，各不相同，难以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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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所要做的，并不是在道德上去否定它，或在伦理上去掩盖它，而是制定各种竞逐的规则，使这种竞争公开化，程序化，并建立各种相应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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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成立的50年内，官吏的选拔，考核，升黜，从未公开化、制度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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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这个职位（县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虽不能决定一县小官们的乌纱帽，但能发生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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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了两例：一是他到县医院看病，竟从来没有想过“排队挂号”就诊的程序，而是直接去找他们的院长。一是某天他无意闯了红灯，被县交警按章扣车罚款。他只暗示一下与县交警大队长的私交，怒容满面的小交警立即不敢吭声，放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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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职权占有者各有一张私人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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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以及由职权引申出去的关系网成为县城社会生活的一个隐秘的活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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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百姓要办事，也是沿此关系网而找到职权者，即所谓“托人情，找关系，通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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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看来是要进行一场政治现代化的启蒙教育，让所有步入仕途的县、乡官员意识到这一点。
9月13日 糊涂的“明白卡”
- 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我看到中国现代化推进迅速可谓“突飞猛进”，然而，在内地在乡村，我看到古代现象的大量重现。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研究者，对如今我们所处何时、所在何地，实在感到恍惚茫然。
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讯录
- 可以相信，土地家庭承包制是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块基石，也是中国农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种土地分配制度。
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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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农村的情况看来，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关系依然是十分古老的关系：从农民来说，依然缺乏权利与政治参与意识；从地方政府来说，以各种名义向农户征收的“劳动剩余”比例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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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形成的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迫使农业不能走规模经营、人均产量最大化的道路，而只能走亩均产量最大化的老路。这是一条很狭窄的农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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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城市，我们建立起最现代化的产业部门；在广大农村，却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
9月27日 村支书的贪污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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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当今之世，一个不甘落后的民族必须“向外看”、“向前看”，然而同时也须“向内看”、“向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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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现代化”，主要指“器具”的现代化。但现代化器具的制造者、管理者与使用者并不因此而具备现代观念、素质与相应的行为方式
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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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起来，袁的悲剧在于只会玩弄权术，而不知权势。权者政权也；势者政治之大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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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则“共和”、“民主”，已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共识，这一思想潮流不可阻挡。其实则仍需中央集权、甚至个人独裁。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小农国家，且处分裂状态，加之有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决不会突然中止而产生民选、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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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名（共和，民主）责实，一个以实责名（帝制）。两者相反，但都归于失败。聪明的政治家恰恰应将“新名”与“旧实”结合起来：实质上的专制与形式上的共和。
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
- 中国农村的庞大人口基数，有限的耕地，广大北方地区的严重缺水，这是限制中国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关键因素。
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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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的妹妹曾对永成说：“如果在城里找不到一份像样的职业独立谋生，她将使用女人的最后一个武器——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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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个人有权，或有钱，就是六十岁的老头，我也愿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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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里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与爱情。说起来，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对农民子弟来说，却近乎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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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大乡村，像小兰姐妹那样处于乡村与城市边缘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在家乡还有他（她）们的承包地。但他（她）们的生活价值取向已“城市化”了。他（她）们再也不愿过父辈们那种厮守着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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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流动于城乡之间而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内心所逐渐积压的失望与怨恨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实在应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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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耕作制向家庭土地承包制的改革过程，无须谁支付成本。相反，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中，农民、国家与社会都受益，真可谓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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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包括：拖欠银行的巨额债务，技术设备更新的投入，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与医疗费用，大量下岗职工的失业救济与培训转岗费用，还有，从一位端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成为随时有失业可能的雇工而带来的精神压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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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宁可慢一点，但要稳一点；一种是跳跃式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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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家应集中精力解决国有企业及习惯于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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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与分田单干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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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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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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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3年算起十几年过去了。客观地讲，农民群众是接受这个制度的，但从农村与农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分田单干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一是村集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这一级基层政权组织的基础不牢靠。二是大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与投入十分困难。三是对土地本身的投入与耕地的有效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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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不变，但在这三十年内，家庭的人口却不断发生变化。女嫁它村，难道不得回老家耕种自己的那份承包地？有些农户全家经济重心转移到城镇，听任耕地荒芜是不是一种耕地资源的浪费？转包取租，是不是一种变相剥削？人口增加的农户强烈要求重新调整耕地，而人口减少的农户拿着中央一定三十年不变的文件拒绝分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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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富裕起来的人，看到已富裕起来的人盖楼房、摆阔气，于是心怀不满；已经小富起来的人看到大富起来的人，同样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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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党校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但与农村社会生活一对照，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理论上讲的是一套，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套，完全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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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政机构增设人员不断增多，政府开支自然逐年增加，这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地区，这笔支出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农业与农民头上，在他看来，这是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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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还有我们乡、村两级替上面顶着，但已弄得焦头烂额，喘不过气来，且动不动受上面的批评与下面的指责，一旦连我们也顶不住的话，那整个上层建筑不是有倒塌的危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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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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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乡镇名为一级政府，其实只是市、县党政的执行机构而已。我们替上级政府执行下达的各项指令，限定时间，必须完成，出了问题，又指责我们作风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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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做到将农民负担降低到他们乐于承受的限度之内，一是要精简日益庞大的上层建筑机构，二是上面少拿一点。但这有可能吗？”看看历史吧！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只会扩张，那会自动自愿地缩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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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经济改革似乎走到了尽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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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我们最好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悲观是没有出路的，盲目乐观又会酿成大祸。在偌大一个古老东方大国，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确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若干“现代化之飞地”。但无法将数亿小农拖进现代化。落后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采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确能在较短时期内造成一个直接模仿西方人消费的社会阶层。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依然是规模狭小，效益低下，且分散的小农经济，而“上层建筑”却日趋庞大。各级官吏一方面强烈要求按照先富者设定的消费标准进行消费，另一方面他们要进行“政绩投资”以求升迁。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与官吏的消费扩大，确实有压垮小农经济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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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同信仰的富裕，比有信仰的贫困更为可怕，这是我敢断言的。
10月9日 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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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非无亲友在侧之谓，实一怀思索，无人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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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迫使一切人栖栖惶惶，汲汲于谋求切己之世俗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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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既已分解为个人利益，共同精神早已悄无声息地分崩离析，差不多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了，到何处去找人“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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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将人们分开，共同精神又将人们联合起来。这个可以作为共同语言基础的共同精神，或云共同信念，如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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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信仰危机”而引发的“道德失范”现象，执政者们一方面高举起邓小平理论旗帜，另一方面加紧树立道德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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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需不需要一个共同信仰？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信仰？这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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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共同信仰，可以规范人们的道德与法律行为，可以引导营谋世俗事务的人们走上崇高与不朽的道路。它将个人具体的生命活动片断连成一个稳定的整体，并赋予一以贯之的意义，而不致使生命活动出现离散与茫然。信仰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问题。这样说来，为了稳定社会的秩序和个人的行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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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有谁真诚地相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与途径呢？再说，共同富裕能否成为共同信仰的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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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政治，一方面受到村落人情主义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谋利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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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一个失却共同信仰的社会，是不是只需要民主与法律就可以了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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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前提是公民意识而非臣民意识，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亿村民转变为公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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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村民，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依然是我们民族生活最为广泛、最为深厚的基础，在这里我们能够直接看到活着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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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中国上层观念形态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话语体系差不多来自西方。这个源于西方且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观念形态一部分依然飘荡在知识分子的语言与文章中，只是作为一种“应该”而无法找到它们的实际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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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处于“上层”观念形态与“下层”村民社会中间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一方面受到“上层观念”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到“下层社会”的制约。
10月13日 炙手可热的内地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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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内地，依然以官场为大、官吏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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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学，学不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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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才俊，一心往官场中挤，得官则喜，未得官则忧；上爬一级则喜，积年未升则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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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内地社会，底层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与村民组成的乡村社会，上层耸立着日益庞大且日趋特权化、官僚化的巨大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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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与商界，其实是官场的附属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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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河南，稍有才能与志向者都往官场挤，即使头破血流，尤乐此不疲，关键在于做官的权重且好处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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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品芝麻官的乡镇党委书记，就拥有乘专车、出入宾馆酒楼的种种特权。
10月14日 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五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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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元点”，有中国传统文化探源之意；“元点文化”即对中国先秦主要诸子学的现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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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地区当前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就其观念态度与行为方式而言，与古代农民究竟有何异同？二、作为中原文化自然载体的村落文化，与古代村落文化究竟有何异同？三、矗立在村民社会之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吏，他们的实际政治观念与行为方式，与古代州县的“父母官”们究竟有何异同？四、中原文化亦称黄河文化，那么黄河的三大支流——汾河、泾渭河、伊洛河——及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对黄河文化的特质形成有何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五、中原传统文化如何影响着中原地区官民的观念、态度与行为方式，这对中原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到底带来何种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10月15日 在开封石油公司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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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强化公司内部管理，增强市场竞争意识，扩大市场占有率，这是公司党政领导最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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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论如何无法将我这位非党人士、党旗、党课与歌舞厅三者协调起来，我也不知道一个党外人士能否给党员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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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墙门前都是挂着“闲人莫入”的无形招牌，且墙内之人皆有一种共同心态：家丑不可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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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还扔下一句沉重的话：“千万不要影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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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个月来，该县村民集体越级上访、上告事件接连不断，他不允许我们调查此类事件，更不允许我们站在农民群众一边，替群众说话，以免引起更激烈的“反政府”情绪，影响全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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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的低劣与旅客的不文明行为，是内地此类宾馆的共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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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西装，佩领带，披长发，涂口红，这太容易做到了，但要一个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达到现代文明的高度，尚有长长的路要走。单个人是如此，一个以“村民”为主体的民族更是如此。
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
- 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与城市户籍制，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也不利于正在发生的乡村居民的城市化过程。只要我们给在城镇拥有固定住所且较有稳定职业（或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民自由加入城市户籍的权利，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10月19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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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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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重管理，块只管到它们的党组织，至于关键的人、财、物三大权则直属条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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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作为一级地方政府，辖区内的行政实被条条所分割。简单点说吧，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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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所应该是替乡镇政府管钱的财政所。属于我们乡镇政府的钱，该怎么用，用多少，一要根据有关财政支出的规定，二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要，总要我们说了算才是，但乡镇财政所所长的任命权，却被县财政局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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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收费，更有随意罚款，弄得不少工商业主撤离我镇，到别处谋生。我对他们说，别竭泽而渔好不好，但他们听不进，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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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简政，喊喊可以，做做困难。关于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但在事实上，机构越来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精兵简政，若动起真格来，得摔掉许多人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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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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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计划生育部门不是靠超生罚款来维持的吗？真的做到一个也不超生，不就断了计生部门的财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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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其基本职能只是接受上级党政与各部门下达的指令与任务，协助各条条的工作，很少有权力、有精力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独立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切实有效地落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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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概括起来只有两个：一是维持一方安宁，二是推动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用中央文件的话来说，一是稳定，二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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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这两大目标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做到经济发展；相反没有经济发展，百姓富足，社会就难以稳定。故邓小平一方面说“稳定压倒一切”，另一方面又说“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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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宾馆，只是“现代建筑”，远非现代化本身。
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
- 我想中国农民虽企盼清官，但对“官吏特权”通常却是默认的，甚至是羡慕的。
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
- 在官吏腐败问题上，犬儒主义的冷漠与愤世嫉俗的怨恨都是无济于事的。
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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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党、政、群（群众团体）三大块，机构多、人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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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党、政、群各机构，大部分是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如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不少老机构的行政职能或大为削弱，或基本丧失，但机构全都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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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这还仅指县一级而言的，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每个乡镇就算120人，19个乡镇就是2280人。他们大致算过，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前（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从1983年到1996年，才只有13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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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喜好谈政治，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政治，充其量是隔雾观花，模糊一片；中国知识分子好谈政治改革，但对改革对象的实际运作状况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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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大”“政协”也列入“群众团体”，实是前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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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各级政府内有个“知青工作办公室”，这我是知道的，但在“文革”结束后的20余年，还有一个“知青工作办”，这也是首次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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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封县，每年需要县乡安置的就业人员有六七百多人，其中从部队复员退伍的人员有三四百人，从大专院校毕业的也有三四百人。尤其是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一向作为关系到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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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同志的子女需要照顾。这些老同志为党和政府工作了一辈子，如今要替自己子女找个位子，也是情理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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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省里有文件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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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分人（干部子弟、复退军人、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就业安排问题，既是县乡各部门人员超编，又是县属国有企业人员过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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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为主，以官为本的内地乡村社会，工商业的发展特别的艰难与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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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在开封县境内未曾发现一部家谱或族谱，这一事实本身或表明这一著名黄泛区内近百年来（或说近数百年来）人口的高度流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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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虽冲不断新建村落内的血缘联系以及自古相传的生存方式，但确实可以冲淡村民关于世系传承的历史记忆。村落与家庭集居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致使这一带的族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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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交换，另一方面，各地乡村都发现重修族谱、重建祠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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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换，本质上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凡在市场经济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与契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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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社会关系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内讲的是亲疏远近，是人情，是礼尚往来，这套我们所熟悉的交往关系与市场关系是很不一样，甚至是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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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农民退到宗族共同体以形成一种“组织”或“势力”，是否出于一种寻找相互保护与安全的紧迫需要呢？面对着陌生且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他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网”，面对地方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杂税，他们需要有一种自我保护。但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创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故而依习惯与传统退回到宗族“组织”，这是否是农村宗族势力复生的两大基本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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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出现有类似于西方的，以私人产权、个人主义与社会关系普遍化、契约化为中心的“市民社会”，因而也很难产生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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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的地方政治过程，中国的法律过程，甚至中国的消费方式，都将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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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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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访上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确实过重，二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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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纱帽拎在上头，谁不怕丢官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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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曾说过：‘不给你们压力，你们就不做事，给你们压力吧，你们又给我作出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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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支书、村长，除微薄月薪收入外，还有哪些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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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村里的政治、社会地位高于一般村民。二是能交结乡镇官员，替其子女安排一个工作。三是陪来村检查工作的乡镇干部吃喝。四是在分配宅基地承包地时，为自己与亲友谋一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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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在经济上搞点搭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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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有好处的，否则不会有人争着当村支书、村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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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村里家族势力大的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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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德才兼备，能为本村群众谋福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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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县党政机关中有亲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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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很难当上村支书，即使当上，也很难推动工作，这个位置也是坐不稳的。
10月27日 旅途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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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事实”关涉到地方官吏的利益并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声誉和仕途时，他们总千方百计将其封闭在他们的封地之内，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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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如来’呢？‘如’即依照、遵从之意，‘来’非来来去去之‘来’，而是‘本来’之意，故所谓‘如来’，即‘如其本来的那个样子’去看待事物。这也是佛教所说的‘客观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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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之所好，可以名利两字概括之。名利之场，佛之所谓‘生死轮回’。人若陷入其内，何以能做到‘客观事物’，充其量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了。这是庄子的说法。若套用苏东坡的诗句，便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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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智，也称为觉、称为寂、称为空、称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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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佛教的说法，人一旦去其内心之名利得失计较，便达到空寂境界。在这一境界中，纯思才可能高高升起。此即所谓‘寂而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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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思维着的头脑之最高任务，不就在于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吗？
10月28日 “两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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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民就“吃”而言，达到了从前地富阶层才能享受的程度。就住与穿两项而言，也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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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全信阳17县共有人口800万，在“大跃进”的三年期间，直接死于饥饿与饥饿引发的疾病的人数高达100万。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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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资料似乎可以证明“信阳事件”中，全信阳地区800万人口饿死100万的传闻是有根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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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我们的地方党政领导并未从当年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的“左倾错误”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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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工程另有一大‘副产品’：培养出一支建筑技术队伍，养成一种集体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时遇改革开放，一支又一支建筑工程队走出林县，走南闯北，承建各种建筑工程，并创办其他乡镇企业。在河南百余县中，林县经济一直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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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体制对农村社会管理与农田水利建设，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今分田到户后，要靠人民的自发热情，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建造这样一个水利工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国家重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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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田制”，即以行政村为单位，全部耕地的95%为承包地，按人口均分到户，另5%为积累地，由村委直接掌握，转包给本村种田大户，并收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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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租金为村集体的积累资金，用于村的公共事务。二是用作机动田，分配给村内新增人口，以保持承包地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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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田制的具体执行者是村委，尤其是村支书、村长、会计几个人。这5%的积累田往往由村里少数几个干部给私分了，至于他们缴不缴租金，缴多少租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村民是不晓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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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田制的普遍推行，一是反给农民增加负担，二是给村干部提供一个腐败机会，实在有弊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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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缺地少水，所以农民只得向外寻找生活出路。坏事反成了好事。我们正阳恰恰相反，因为人均耕地较多，专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生活方式至今得到保存，向外谋求发展机会的压力与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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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酒，一斤油。（一小杯名酒，价值一斤油）一顿饭，一头牛。（一桌酒席，值一头牛的价格）屁股底下，一栋楼。（一辆桑塔纳价值一栋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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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应恢复汉唐旧制，设立一个‘采风部’，专门收集流行于全国各地各阶层中的民歌民谣，因为我们可以从民歌民谣中准确地了解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类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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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日诺夫早就说过，经济基础并非直接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社会情绪是社会心理之核心内容）的中介环节而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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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情绪充溢的所谓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毫无生气、毫无内容的僵死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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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入正题，阎主任先是连连称是，频频点头，但一听说我们要下乡入村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位三四十岁的县委办主任立即警觉起来，沉闷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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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焦点访谈’一类的记者，来此收集并揭露阴暗面；我也不是检察官，来此暗访乡村干部的什么隐秘。我只是一位学者，一位对中原传统文化、村落宗族状况与农业、农民一般状况感兴趣的学者，重点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情况。且主要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如果受你们的接待而专找一些阴暗面加以报道，我怎么对得起你们，怎么对得起陪我前来调查的两位学校朋友。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可以找你们的杨老师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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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主任一职，劳而少功。主任担其劳而书记得其功，且‘一仆数主，难以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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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权力，与其说集中于中央，倒不如说分散在全国二三千个县。中国政治状况的好坏，关键在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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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得通过县级政权向下落实。第二，与乡镇一级相比，县政权具有更多独立决策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乡镇只是县的派出执行机构。第三，县级行政区域历来比较稳定。各县在民俗、习惯、方言、历史传统方面各具自己特色，这在北方似乎不太明显，在中国南方各县就十分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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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称县官为亲民之官，这就是说，只有县官才直接处理民众之公共事务，而县以上的市（地）、省，直到中央之官，只是管官之官，只是制定一般政策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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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县绝大多数依然是农业县。农业大县之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如今的农民，是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此类农民，与公社时代的社员，与解放前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就其观念与行为方式有何异同？如今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经济规模狭小且十分相似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如何联接？村民聚族而居所形成的宗族关系与村干部的产生，有何关系？村干部出于本村，而县、乡主要干部皆在回避制后易地做官，这对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作为亲民之官，不能不作出深入的研究。倘如亲民之官，不深入研究所辖之民的观念、心态与行为方式之基本特点，又何能莅民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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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向外看’，这叫做‘与国际接轨’。向外看，向别人学习是必要的，但其弊在于盲目从洋；其二是‘向上看’，只接受上级官员的指令。向上看是必要的，但盲目地执行上级政策而不顾本地区实际情况，同样滋生许多流弊。
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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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各乡的乡、村企业差不多就是这种状况。农民种的是麦子，吃的是面粉，所以，面粉加工厂是能一直办下去的，但你办我也办，规模上不去。如今农民有了一点积蓄，首先想到的是盖房子，盖房要砖瓦、碎石、预制板，所以，这类企业已发展起来了。这种原料与销售两头在内的小企业能办起来，但发展不起来，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与对乡财政的贡献都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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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乡绝大部分农户的经济收入还是来源于土地，依然是传统农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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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流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去从事苦力，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流到内地来从事技术服务业。我们到沿海去赚他们的小钱，苦力钱，他们却跑到我们内地来赚大钱，这说明江浙人懂技术，善经营，而我们的劳动力除出卖苦力外，一无所能。如此看来，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异，主要是劳动力素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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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吃、穿、住的条件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以农业为主，且以种植业为主的乡，农民普遍感到缺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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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如农民负担，农民上访，计划生育，超生罚款等等，只得“存而不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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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保管闹矛盾，哪有自购自用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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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合作虽然可以产生互利的效果，但更会引发内部矛盾。消解内部矛盾而取互利的合作，需要全体村民观念与制度上的创新。中国的农民很难跨出这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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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家既无电视机，也无拖拉机，贫寒脏乱的状况，只能说明这对夫妇“生存着”，而不是“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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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政与官员的忙碌有两种：一种是下级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上级党政、部门与官员而忙碌；一种是上级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下级党政、部门与官员而忙碌，直接面对广大群众的县、乡党政、部门与官员围着老百姓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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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忙碌，大部分是空忙，无效之忙；后一种忙碌，才是真忙、实忙。围着各种会议、检查、应酬转，就是空忙；调查研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老百姓生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才是真忙。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能使各级官员从空忙转向实忙，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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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拎着下面的乌纱帽，下面怎能不围着上面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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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杯’就是县、乡城镇的优美环境、优良服务与优良秩序的三优评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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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是一直“传”到现在并“统入”到当代地方官吏们的政治行为中去了吗？一切传统都是活的东西，因而都可以通过实证调查而获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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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财政，主要有两大作用：其一是养人，其二是做事。这个“事”，是一级辖区内的“公共事务”，这个“人”是办理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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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地方财政养不好甚至养不活本该由它养活养好的公务人员，怎能指望他们去办好公共事务呢？这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知道的浅显道理，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解决好这一大问题，从而成为吏治败坏的一个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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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无法养好，甚至无法养活本该由它养活、养好的公务人员，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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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财政收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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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需财政养活的人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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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高消费标准（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风尚下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对受此影响的一切人都构成一道必须加以攀比的无形律令）的诱导下，各级官吏提高了集体消费与家庭消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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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大跨度、超常规、大干快上”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与频繁的检查评比的督责下，各级党政部门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且所办之事大多在于“政绩显示”而非实际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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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病因，匹夫有责。至于治疗疾病，还望肉食者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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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县党政领导正围着钦差大臣们团团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陪同我们下乡、下村去调查。
10月30日 参观“毛泽东显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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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观留言与下跪磕头流泪中我总体察到除怀念思旧外的另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情绪。这股社会情绪弥漫于中原大地，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股弥漫于中原大地且遍及各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阶层）的社会情绪，由正反两方面的情绪组成：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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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社会风气的恶化、地方党政的腐败与沉重的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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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社会情绪的长期积压，完全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地方大小政权们，应该居安思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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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大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顺口溜”：其一流行于民间，称为民谣。其二流行于墙上，称为官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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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表达的是“社会情绪”，官谣表达的是地方党政的政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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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通过“看”便能大体了解：一是看村民住房，二是看乡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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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单干的广大农民，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供销合作组织。问题在于，这种客观的经济要求并没有上升为农民的主观要求。他们无力完成这样的合作与联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10月31日 “信阳事件”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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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新兴建的海南寺，占地350亩，总投资近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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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不在天国，不在神通，不在十二分教而在心内，此心即佛。一念心上清净光即是法身佛，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即是报身佛，一念心上无差别光即是化身佛，即其宗旨。倘若能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此即能做到出入无碍、来去自由。这也就是庄子所谓的“物物而不物于物”，“喜怒哀乐不入胸臆”之意。这是一种很通达的人生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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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欲求经由社会竟比风尚的放大而无所止尽。现代经济学视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宗教家视为社会祸患及人心烦恼的总根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能否统一起来呢？这既是现代经济学也是现代佛学必须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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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不能无欲无求，但人之欲求能实现者十不一二，而不能实现者常有八九。不能通过社会认可的手段而实现的欲求，向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压于内，则为烦为恼、为苦为忧，破坏心身健康。一切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这一部分社会欲求，或将它们引导到一个无害的方向上去。这一对外维持社会秩序、对内保持心身健康的职能，实非现代法律所能承担，也非现代医学所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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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信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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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1958年的人口统计是73万人，1961年统计是62万，减少11万人口。在这二三年间，生育几乎停止，除去正常死亡外，因饥饿而死者起码有八九万人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半劳动力。事发之后，中央下令追查责任，县委书记自杀，并令全家自杀，但妻儿自杀未遂。饥饿而造成的高死亡率，南阳所属各县也差不多如此，只是以唐河县为甚。其实，当时的湖北、安徽的有些地区饥荒状况与信阳地区差不多，只不过信阳地区出了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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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已成为历史，然信阳事件本身依然遮掩在众多政治忌讳之中。研究这段历史，总结这一用无数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这个既有辉煌的历史记忆，又有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经历的民族来说，在确定追赶目标、速度与方法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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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往事，他说只有坎坷与遗憾；谈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状，这位老先生却有着更多的困惑与牢骚。尤其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地方党政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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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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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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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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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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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用民谣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情绪，这恐怕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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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撰写一部中国民谣史。
11月3日 走访信阳地区，商改入场方法
-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特”在何处？一特在行政指令，二特在模仿照搬。
11月4日 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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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当代中国农民，与古代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或土地集体耕作制下的公社社员相比，就其交换方式与行为方式而言，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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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向下交换”，是指农户与承包土地的交换。农户给土地投入种子、化肥、汗水与辛劳，土地回报给农户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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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期短，有利于维护耕地均分的原则，但不利于农户对土地的中长期投入；承包期长，则出现相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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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向上交换”，是指农户与地方政府或国家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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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内交换”，是指农户通过亲情关系网络而发生的一种非市场的物品与劳务交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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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外交换”，是指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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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面积狭小且平均，各农户的投资能力十分相近。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各分散决策的农户对某一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十分相似的反应：一旦价格有利，便一哄而上；一旦价格下跌，便一哄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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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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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经济的大浪有可能将“公司加农户”的大船掀翻。二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农民的合作精神与守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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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致富”为号召，农户以赔本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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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政官员负有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责任，但在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经济的新条件、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地方政府与农户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早已提出，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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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个农业大省，但人均耕地只有1.2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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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有一个稳定的后方，有一块安全的承包地，决不同于古代失去耕地的流民。他们在农闲时外出，寻找各种打工赚钱机会，农忙时回来，在承包地上辛勤耕耘与收获。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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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农户实行兼业，家庭主要劳力在城乡之间作季节性的流动。这种情况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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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农村青年男女注定只能是一个打工者，虽然他们在观念上、价值取向上已经城市化了，但生活的基地依然是他们急于脱离，但注定难以脱离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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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现驻马店所辖8县，共17县，800余万人口，到底饿死多少人，从来没有人进行过调查统计。只有几种推测性的说法，差距甚大。最少的估计是饿死40万人，最高的估计接近100万，也有说50万的，60万的，70万的，80万的。到底饿死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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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一句名言：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视为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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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利益与价值判断之外的“社会事实”。所谓的“历史记录”远非历史本身。要掀开各种利益与忌讳浇铸起来的沉重之盖，一睹社会事实的本来面目，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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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当前农村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二是接连不断的农民集体上访上告事件是否会演化为中小股农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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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全民族的前途承担着一种推卸不掉的责任。没有这份责任与关切，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也是人，也需要职业、金钱与家庭，但单纯以文凭与知识博取名利者，并不是知识分子，我们要有这份关切与责任，内以充实与崇高自己，外或能给忙于现代化的民族提供一点识见与理性帮助。决不能大变降临而茫然失措。问题虽提得尖锐一点，但望诸兄认真思考，坦诚相告，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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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农村（包括城镇）的党群、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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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水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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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乡干部们说，90年代以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留派款、刮宫流产”。这是上头派给他们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出了问题，上面把责任推给他们，指斥他们“无能，粗暴”。农民骂他们贪官污吏，比国民党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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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农业上的全部收入被地方政府拿走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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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的全部产出中，农用成本占三分之一，农户自留占三分之一，政府征收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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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农民外出打工，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与货币收入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倒不如说是被沉重的农民负担逼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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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乡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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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耕地，脆弱低效的农业，不仅要养活农民自己，还得养活日趋膨胀的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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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每年喊精兵简政，但增设新机构，安排复退人员，都来自上面的行政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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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权势人物利用职权替自己的亲信安插职位，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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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官场毕竟是一个最好的去处。有职有权、有地位、有利益，故人人削尖脑袋往官场内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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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九县，国家级贫困县就有七个，但各县的县委、县府办公大楼差不多现代化了，县委、县府的招待所，差不多宾馆化了。再贫困的乡镇党政第一把手的交通、通讯工具已全部实现“现代化”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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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搞政绩工程，更需要大量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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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令五申，要将农民负担降到全乡上年人均收入的5%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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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对“上年人均纯收入”数量如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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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乡政府而言，要维持县、乡财政支出也实在出于无奈，并非存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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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最怨恨的是村干部，其次是乡干部，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只能接触到村、乡两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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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农民的钱粮又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把那么多的钱粮拿去供地方政府与官员自己消费，且所办的“实事”大多是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政绩工程”，农民自然有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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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以来，各村争着做村支书、村长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明这一得罪村民且名义报酬极低的职位，存在着较丰厚的灰色收入，担任二三年的村支书盖起楼房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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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体上访上告，与其说是较大规模的农民集体抗议行为的前兆，倒不如说是化解较大规模群众集体抗议行为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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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地绝大部分农民群众的观念中，普遍存在着“中央的‘好经’给地方官吏念坏了”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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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农民集体上访上告，就是农民超过乡、县跑到市（地）、省甚至中央有关部门去告村、乡干部。这说明，现今的农民对市（地）以上的党政领导还是信任的，相信他们是会替民作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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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信息与交通状况下，中央与省党政领导能及时发现并及时有效解决一乡或数乡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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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威信从来是民心稳定、地方安宁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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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农民看来，中国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不再有皇帝了，邓小平、江泽民在他们看来只是中国最大的官而已。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农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而是政府部门威信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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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允许的农民集体上访、上告，与其说是较大规模群众集体抗议行为的前兆，倒不如说是化解较大规模群众集体抗议行为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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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央的威信继续下降，如果地方党政官吏的腐败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如果不进行地方政治改革，以便将持续增加的农民负担真正减下来，如果农民集体上访，上告的问题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那么，农民上访、上告行为将转化为集体抗议行动，并扩及到一乡或数乡，甚至一县范围，那完全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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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还是“旗帜”与“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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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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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理论无法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一个难以讳言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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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面能将全体党员与党政干部凝聚起来的“旗帜”与“信仰”，实在是地方官吏腐败的一个更内在、更深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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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私人财富与享受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风尚，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聚集到同一面“旗帜”与“信仰”之下，勤政廉政，这做得到吗？
11月6日 一人兴邦一人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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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监察体制，从形式上来看是完备的。纪检委、监察局、人大与党委集体负责制，都具有监察职能。但在实际上，这些机构与制度说得难听一点，只不过是一种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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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有好处，也有坏处。但这个关系到一县、一乡的好处与坏处，全与党委书记一人的道德品质与工作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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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手有民主作风的，决策行政找党委一班人商量商量；如没有民主作风的，一人专断独行，谁也奈何他不得。第一把手有德的，多少得替民办点实事好事，如果只图自己升官发财的，有谁能监督他。如今说是搞法制，其实还是人治。人治，说得明一点，就是第一把手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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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将纪检与监察这两大机构从同级党政内独立出来，直接受各自的上级机构垂直领导，这样就能有效地执行对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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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察权凌驾于同级党委、政府之上，那由谁来监督这个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的腐败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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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监督，但他们理解的“群众监督”就是毛泽东热衷的“群众运动”与“四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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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或可以清除群众痛恨的贪官污吏，但无法建立起廉洁高效的地方政府，且其对社会经济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则是我们这代人所亲见的。在地方党群、干群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群众运动很可能导致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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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只能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创立者。在他看来，政治有两种类型：一是官治，一是民治。政治权力在官，则为官治；政治权力在民，则为民治。政治权力在官，则无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都是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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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治的好坏，全看当官者。当官的贤且能，则人民或受其惠，然人亡政息；若当官的贪且愚，则人民受其祸而莫能自救。前者如婴儿之于乳母，后者犹如鱼肉之于刀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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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治流弊太大。贪污腐败、机构膨胀、形式主义是历代官治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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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的官治传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最好的官，只允许自己替民作主，而不许民众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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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让作主，一个不会作主，这叫我们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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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自五四运动就提出，但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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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官治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必须实行民主与法治，但如何实施，实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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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条块结合，相互配合’，其实是相互扯皮的多，真正配合的少。有利的，条与块争着干；无利或不利的，则相互推委。这是大致情况，具体说起来，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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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三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条强块弱，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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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权通过各条条直接干预地方事务，达到政令全国统一的目的；相反，块强条弱，则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放权，许多关涉到地方的事务，直接由地方政府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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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好处有两个：一是全国的政令统一，二是中央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办若干大事。坏处也有两个：一是地方缺乏活力，甚至俨然无有生气，二是地方将统一政令推到具体情况各不相同的辖区，不是削足适履，便是搞形式主义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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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大，地方政府就分成省、市（地）、县、乡四级，若加上村委，实有五级，行政管理的层级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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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带来利益的权力，有可能被地方政府中的上级政府所截留自用。权利归于上，责任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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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央与地方、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块与条的权力怎么划分，本质上依然是官治而非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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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中央收权，有人主张把权直接放到民众中去，实行民治。前者将重蹈“收死放乱”的覆辙，后者将面临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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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的是否会放弃他们的特权？民众，尤其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广大农民，能否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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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腐败现象急剧蔓延，根源全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上下皆然，政体如此，要改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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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不管哲学教科书上如何解释，在如今一般人的理解中便是唯财物主义，也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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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人，便没有诗。女人是诗人的灵感之源。女人本身就是诗，谁不懂得诗与女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谁就不懂得诗。中国之诗，以《诗经》为首，《诗》三百篇，以‘关雎’开篇，实有深意也。
11月7日 “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法律条文”
- 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一是只要你不触及我与家庭的利益，对谁做官、当家并不在乎，二是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便上诉上告，三是将民主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谁也不能管谁，谁也管不了谁。
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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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县官，位卑权轻；中央、州郡之官，位高权重。由此造成的弊病，在上者权大而责小，往往瞎指挥；在下者权轻而责大，或唯上是从，或不按其位，急欲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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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建议，一是减少管官之官，用现代行政术语来说，是减少中央到县的管理层次，二是赋予县官以亲政莅民处事之权，以负其责，是谓尊亲民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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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状况，至今亦然。如今，从中央到省市的不少中高级官员，对县、乡两级之官，既轻视，又不信任。认为县乡之官，一是能力低，二是贪赎成风。弄得县乡之官，受上下责备，两头受气，无处诉说，很有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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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勤政为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计为忧，上以民族国家前途为虑的清官，在现今的市、县、乡官场中，实不多见，说凤毛麟角也行。一头是结党营私，以搜刮受贿为能事，以邀功上爬为目的的贪官也毕竟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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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地方官员处于中间状态，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与用人体制之下，这中间状态的官员，其变化趋势实有令人忧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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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的乌纱帽全部掌握在上级少数官员手中。故下属官员，为保乌纱帽，为求升迁，只得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看上面的脸色，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指标、任务，很少问，或不问，甚至不敢问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实际或不切合实际的问题，而是照单推行。在执行过程中，还得留出一个‘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码向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乡压村、村压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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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权独揽，责任推给下属，那非出问题不可。如今讲法制，但我们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具空文，这就是所谓的‘有法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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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回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关系网的影响；其弊是县、乡主要官员流转太快，刚一熟悉情况，就被调到他县、他乡。地方官的许多短期行为，由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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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搞活发展经济，官、民都能从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税，财政丰裕，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搞经济，人人乐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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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自己做了官，才深感中国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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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歉收，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困。老天爷帮助，农业丰收了，谷贱又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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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由学而官、处官仍思学的E县令，确如马主任所赞誉的那样，是信阳九县中为人正直、善于思考的县令。
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
- 权钱交易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典型的政治腐败，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中国村落文化中依然盛行的“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在政治上的自然表现。
11月12日 “唯上”与“好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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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河南政界的特点概括为两条：一是唯上，二是好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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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即在形式上坚决执行上级各项指示而极少顾及下面的实际情况。要完成上级制定的各项指标与任务，下级往往在时间上增加一个“提前量”；同时，在指标任务上增加一个“增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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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到市（地），从市（地）到县，再从县到乡镇，从乡镇到行政村，层层下达，层层加码，到了乡、村两级，一项本来或可完成的任务，便成了一项难以完成难以执行的高指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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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用行政命令来削足适履，农户们遭受乱折腾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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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一路吃喝下来；从下到上，一路吹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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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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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出政绩，数字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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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好吹，可以说是中国官场的一般特征，但以河南为甚，且成为强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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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有句名言，叫做‘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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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下相对、名与实相对，正名之权操之于上，循名责实考核于下，这是古代集权政体施政之根本，至今犹然。在这种政体之内，势必唯上、好吹。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只能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走民主与法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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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县党校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官多、闲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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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后勤人员多，上课教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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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盛行官本位，即在党校系统内，职位远比职称重要。职称只是职位的附属物，只要搞好相应的职位，职称也便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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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教员流动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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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看人生，男人之所好者，权力、财富、名声三者而已。据说在日本社会，这三种资源或说价值，分属于政界、商界与学界。因此，各人按自己各自的价值偏好有所选择。在古代中国，财富与名声的分配通常从属于政治权力。故天下读书人皆竞逐于场屋，角逐于官场。这种情况，在工商业不甚发达且传统积习很深的内地，依然如此。在上海，随着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新辟出下海经商与出国两途，‘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便相对松弛下来。
11月15日 如何确定“人均年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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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恶化，天旱缺水，是制约伊洛流域数县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搞大型水利设施，但巨量的投入从何处而来？二是丘陵山区的许多土地要退耕还林，但大量人口往哪儿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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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主姓村内各杂姓来源，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投亲靠友，落户于此，二是上门女婿，后复归本姓。三是外面来的手艺人（理发师、缝纫师、铁木匠等）与小买卖者定居村内，四是解放前地主家的长工、雇工，解放后土改分得田地，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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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播种面积与税收指标同时下达到各乡、各村，无论农户种与不种、种多种少，卖得起价或卖不起价，一律按摊派的面积与税额征收钱款，村民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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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哺育出伟大的都市洛阳，如今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利用，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处于严重的退化之中。此类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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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村民，交通相对闭塞，世代守着土地，只知向土地上投放劳力，外界可以利用的亲友关系甚少，故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远比交通比较便利的川地村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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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依据是去年上报的数目，再增加一个百分比，便是今年的上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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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增产，且不加宽，而上报数年年递增，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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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简单，我镇五六年来，镇党委书记换了三位，如今已是第四位。差不多一两年换一任。每任调离时，上报的人均年纯收入数总不见得与接任时完全一样啊！再说，辛辛苦苦干了一两年，总有点成绩吧。这个成绩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这个人均年纯收入增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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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显示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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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今农村已出现贫富分化。粗略划分起来，有三类农户：一是纯农户，二是亦农亦工，或亦工亦农户，三是少数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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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穷人负担就重，富人负担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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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各农户的实际年纯收入分别征收，前提条件是每年要到各农户去统计他们各自的年纯收入，且估产员、征收员必须公正无私，这实际上很难做到。合理的未必可行，可行的不一定合理。社会生活就是那样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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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农业，图个温饱已算不错了，外出打工，也富裕不起来，这是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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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近十年来私营企业发展较快，但规模小，设备简陋，资金少，效益低，绝大多数没有会计制度，亏盈情况很难估计。有的明明亏损，硬说赢利；有的明明发了财，又说亏了钱。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告诉你亏盈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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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对发财致富的私人业主还是服气的。人家有本事，能挣钱，有什么不服气的呢？老百姓痛恨的是那些以权谋私而发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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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形式主义泛滥的原因何在呢？”我问，镇长说：“原因很复杂。一是与干部的考核方法有关。二是与上面制定的高指标有关，三是与县、乡镇主要负责干部的频繁调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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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干部，只对上负责，整年跟着上面的指标、任务与检查转，落实时层层向下摊派任务。完不成任务，只得向上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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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调动频繁，一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无法保持计划的持续性，二是根本不可能根据各乡镇具体情况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私下里说起来，谁都知道搞形式主义不对，但陷在官场之内，谁都得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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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村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怨恨情绪，其中有两类人的不满情绪应特别加以注意与重视：一是历年来的服退军人，二是历年来落榜的初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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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退军人是从部队重返农村的人，他们在部队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与目前农村变化着的现实情况形成过大的反差。另一方面，由于县乡机关已人满为患，县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乡镇集体企业不发展，阻塞了他们希望通过参军而脱离农业与农民身份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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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通过参军与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脱离农业的冲动一直是十分强烈的。越是贫困地区，这种欲望越是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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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分人，有较多的知识与分析能力，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组织能力他们能自发地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要求。在其中，或潜藏着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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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之内，经常可以遇到头脑清醒的干部，但处在整个行政体制内的他，却不得不按照他所不满的规律办事。一方面，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样行为不对，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按着不对的方式行事，这种思与行的分裂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否表明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本身必须作一番重大的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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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调查并非仅是你们学者的事，更是我们这些人的事，然而我们整天被这些例行公事搅得昏头转向。
11月20日 “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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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材料只供学术研究之用，决不向上报告。且具体的地名与人名，在书中一概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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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县人在本县做官，又随时可能被调动，一般都把本县看成是客栈。他们到本县任职、干事，也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做给上面看，很少替本县经济发展尽心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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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县党政官员想方设法把家属安排到市里，并希望有朝一日调到市里去做官。同样，乡镇党政主要官员在一县各乡调来调去，也想有朝一日调到县城来，故把家庭安置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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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交流，浪费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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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通过关系在县城搞到几分地。各乡镇都有砖瓦厂与建筑工程队，要他们帮忙盖一栋小别墅很容易。他们只要有这个意思，自有人替他们操办妥当，当然他们也象征性地出点钱，意思意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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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决非宜阳的个别现象，而是遍及全国县、乡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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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给领导开车，就得做一个瞎子、聋子和哑巴。看见的事，当作没看见，听到的事，当做没听到。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甚至对老婆孩子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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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如此腐败下去，恐怕只有打一仗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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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风气如此，官场风气如此，人人都这样做。你能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吗？反腐败，只能反到那些闹得实在不像话，又内部捅出来的人。有许多问题已经暴露的，还反不下去呢！官官相护呀！你看历朝历代，官场腐败到后来，不都是用打仗来解决问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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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党政腐败的无奈，对反腐败的悲观，对腐败结果的危机感，在河南各社会阶层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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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党校校长说：“腐败是反不了的，结果必然是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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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腐败下去，必然天下大乱，到时我就是土匪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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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才有可能制止腐败。
导出于 2022-10-24 16:4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