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
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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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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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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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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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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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一切发生时,我们便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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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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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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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在的人们觉得这一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法来自每个人阅读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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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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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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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身份的焦虑有所了解,当我们再次面对对手的漠视和挚友的成功之时,我们的反应就不会仅仅是痛苦和内疚了。
第一部分 焦虑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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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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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爱”这一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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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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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是不被关注的——我们可以粗鲁地对待他们,无视他们的感受,甚至可以视之为“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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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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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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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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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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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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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缺乏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被人漠视能让我们如此“愤怒”、“绝望”,乃至最残酷的体罚对我们来说都可以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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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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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第二章 势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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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年了,就意味着我们得在这满是势利鬼和冷面孔的世间争取一个位置,这些人的影响是使我们产生身份焦虑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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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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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25年,势利者“已如铁路般延伸到英伦的每个角落。现在,在这个所谓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你随时随地都能碰上这些势利鬼,并一眼就能认出他们。
第三章 过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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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通工人家居的全貌:地上铺满了地毯,客厅里摆放了电视机,有两个厕所,装有中央取暖器,厨房里还有洗衣机、滚筒式烘干机和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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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了一生,他们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头牛、一只羊或一只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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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探讨锤子或镰刀的思维状态和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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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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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如果有人胆敢质询为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宫廷里饮酒作乐,那么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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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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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不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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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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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便是那些对物质进步和民主革命心怀赞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创建的这个新的现代社会已经遇上了一个特别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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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的特权没了,与生俱来的财富也没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任何职业,这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当然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一项更重要的职业。然而,这一切纯然是一种幻觉,现实的生活很快会让他清醒过来。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仍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为什么这里的人民生活平静安逸却又时时会诅咒生活?这也是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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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你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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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主的社会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樊篱。一个人也许生活拮据,在物质方面远不如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理论上觉得他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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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多么穷困潦倒,他们眼里都写满希望,同时心里无不对富人们的安逸舒适心生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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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例外并不代表普遍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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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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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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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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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人遗憾的是,西方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去降低对自己的期望或坦然面对人之将老,欣然接受自己肥胖的事实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至于贫穷和卑微,则更不为社会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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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间的一生: 充满哀伤,也不乏诱惑, Temps de doleur et de temptacion, 处处有眼泪,嫉妒和磨难,Aages de plour, 这就是该诅咒的生活,d’envie et de tourment, 人们如何能振作……Temps de langour et de dampnac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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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若能让我在1岁之时辞世,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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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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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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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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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野人只要有一块屋顶遮住他们头顶的天,几只苹果和坚果填饱了他们的肚子,在晚上拨弄“某些粗糙的乐器”来聊以自慰,或“用石斧做渔船”来消磨时光,他们心中的满足就无以复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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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鼓励人们追求一切,尽管我们已经非常富有,我们却终日焦虑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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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第四章 精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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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世纪也存在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相互依存的,都是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即便最贫困的底层人士也应受到社会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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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的生活也许非常艰苦(而且是一成不变地艰苦),但没有他们,贵族和牧师阶层便失去存在的基础,就会轰然坍塌,这是一种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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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才是社会的中坚,原因很简单,没有贵族和牧师阶层,一个人尚能生存于世,但倘若没有农夫,我们就没有果腹之物,谁也休想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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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们的工作的确艰苦乏味,但正是他们这艰苦乏味的工作才使得其他需要更多智识的工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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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金钱并非持中立态度,其教义认为人的善恶主要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依赖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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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东西,只要它让人觉得他可以不需要上帝就可以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东西就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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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是堕落的,是惯偷,他们不是凭借自己的才学德行来获得他们的特权;相反,他们使用的是欺骗的伎俩和掠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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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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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生来就具有一个剥削机制。每个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远低于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资本家占有了这一部分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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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们所谓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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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这部分的利润是对资本家的“投资”和“风险”的回报,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所谓的“回报”只不过是“盗窃”一词的委婉表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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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里的资本家其实就是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不公正地统治穷人的统治阶级的最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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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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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意义;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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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个世纪来,正统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在我们社会里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劳动阶层。而富人们只是一味地挥霍资源和财富,以满足他们对奢华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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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富人才是社会中有用的阶层,是富人们的挥霍才给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们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得那些最弱势的人们得以生存。没有了富人,穷人要不了多久就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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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们追求并获得巨大财富,他们对社会的促进和贡献远远超出了虽辛勤劳作,但所获甚少的底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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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个人却造福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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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财富,人们一样焦虑、恐惧和悲伤,有时甚至较先前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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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整个文明,社会的任何福利都离不了人们的欲望,离不开人们贪求过量财富的能力,同时也需要人们对其财富进行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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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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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是如此丰富,不仅富有的上层人的奢欲能得以满足,而且能充分照顾农民和手工艺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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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愈贪婪,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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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儿子愚笨与否,将大笔的产业传给他,这样做明智吗?皇室子嗣难道一定就最适合做一国之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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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源,即金钱、工作和荣誉等都相当有限;要获取这些资源,就必然有一番争斗。在这场争斗中,他们认为,社会里的所有人从一开始都是公平的。然而,争斗的结果却因人而异。一些人天性卓异,在这场争斗中占尽上风,他们并无任何不平等的优势,也不是凭什么运气。从道义上看,富人似乎形象不佳,但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富人却远远胜出穷人,情形甚至令人生畏。富人强劲有力,他们的基因比穷人刚健,他们的思维之敏捷亦远过常人,从生物理论的角度看来,富人是人类丛林中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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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大的善举不是去同情并接济社会中的孱弱者,而是要任这些孱弱者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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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孤儿、寡妇艰难度日或贫寒致死似乎是一种残忍的行为,然而,如果从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孤立地来看,这种任劣者汰灭的做法,同那种让那些因父母残病而先天病弱且鲜能存活的婴儿及早弃世的做法一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善行……社会的自然法则从来就是淘洗剔除那些病残、智障或胸无大志、毫无主见、缺乏信仰的成员。人,如果生而健全,他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下来,而且理应生存下来;反之,如果他生来就不健全,就不能生存于世,而且最好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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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显然是一种科学利器,有助于精英们还击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指责,进而减轻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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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那么,为社会底层提供福利的政治行为岂不是鼓励他们不思进取,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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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予人民的任何福利都会减少人民自我奋斗的必要性,同时也打击了他们自我奋斗的积极性。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一直过高地估计了立法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种法律,不论它如何苛严,都不可能使懒惰者变得勤劳,使挥霍者变得节俭,也不可能使酒鬼变得清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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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靠救济金度日的流浪酒鬼或游手好闲的懒汉都会对其周围的人们造成不良的影响,似乎是向那些正勤奋工作、追求上进的人们昭显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你可以什么也不做,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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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他人援手的人,除极少数的情况之外,很少主动要求援助。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则永远也不会请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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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耻辱。
第五章 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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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世袭的特权身份和天生的下层身份,从而使社会身份完全取决于个人成就——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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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一个人在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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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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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亩地与自由》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美思潮中不断为人提及: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个人就应该努力逃脱对雇主的依赖而直接以自己的节奏、为自己的幸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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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论述中(虽然遭到历史学家的严厉反驳,但仍然具有很强的揭示意义),圈地运动导致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而工业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无法依靠自己的资源生活,别无选择地向雇主出卖劳动力,来挣取一定工资的劳动者,而且他们的劳动关系严重偏向雇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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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雇员,其痛苦不仅来自对不能被长期雇佣的担心,而且来自各种工作模式和运作机制所产生的羞辱感。几乎任何机构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其中最底层的广大员工受制于上层的管理人员,谁将受到奖励,谁将受到处罚,变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压抑的问题之一。和其他各种焦虑一样,这种焦虑也源于不确定性。因为在多数领域中,对成绩很难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升迁之路或贬谪之途具有明显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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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非常虚伪和阴险,善于欺骗和诡计,他们热烈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完全漠视他人的需求,因此,只要你不轻信任何事,不信任任何人,你就不会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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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敌人相处,我们应该时刻想着有朝一日敌人会成为朋友;同朋友相处,我们应该时刻想着有朝一日朋友会成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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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老实人,从不会刻意去讨好或冒犯得势之人。你只是一心一意地忠实于老板和工作。那么你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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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害怕远比被人爱戴安全。爱戴受感恩纽带的维系,但因为人总是极端自私,因此只要人们一有利己的机会,就会打破这种纽带。但害怕建立在对惩罚的恐惧上,而对惩罚的恐惧则是永远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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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工作的稳定可靠性不仅依赖于机构中的权术运作,而且依赖于公司在市场上保持盈利的能力,而任何生产商都很难长期保持有竞争力的地位和价格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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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员工的生存受到经济整体发展规律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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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经济周期都具有相似的主题。当经济开始增长,企业开始运用新的生产能力来满足预期中的未来需求时,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开始了。生产成本会逐渐提高,资产价格特别是公司普通股和不动产的价格也随之提高,其中投机行为部分地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时候的银行贷款利息较低,鼓励企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一旦需求和流通输出开始减退,消费率就开始上升。这时候的储蓄额很低,个人和企业的借贷规模在继续扩大。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进口增加,而出口减缓,从而导致贸易逆差。经济到了此时已经失去了平衡:过度投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至此,经济开始转入衰退。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货币供应的提高以及投机行为的猖獗,商品开始涨价。紧缩和高利率的信贷加重了高额债务的负担。在高涨过程中过度增值的资产开始贬值。借贷者无法偿还债务,债务抵押已经遭到贬值。收入、投资和消费水平同时下降。公司和企业要么身处困境,要么濒临破产;失业人数开始上升。由于信心的丧失,借贷和投资继续萎缩。在经济上升时期做出的长期投资开始投产,增加了市场供应量,但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景气,从而加剧了价格下跌的趋势。公司和家庭被迫以低价出售资产,更加加剧了价格危机。潜在的买家在买前等待市场跌到底谷,从而进一步延缓了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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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除非具有强有力的理由,否则不会轻易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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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利原则并不一直是惟一起作用的因素;作为惟一起作用的经济自利原则是近期历史的发展结果,是现代和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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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里,经济自利原则与非经济的关怀达成一种平衡。雇主把雇工当作自己大家庭的一员,而且对雇工怀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感激。基督教教义有助于营造人们关心爱护弱势群体和饥饿人群的氛围——以及帮助形成一种隐含的认识,即他们在困难时期会得到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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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掌控资本和技术而变得异常强大的资产阶级惟利是图。它永远不会感情用事,一切都以实用原则为准,它视员工为达到获利目的的手段,而毫不在乎他们的家庭,它绝不会受老弱病残和无辜儿童的需求的左右。同时,大批人口涌进大城市,但在大城市里,邻里间的友爱互助在充满竞争和喧嚣的氛围中不复存在。给弱势群体的不幸雪上加霜的是,基督教已经失去了对那些掌控权力杠杆的人的控制力,他们对穷人的尊重和对社区的感情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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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动机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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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的道德行为应该尊重“他人自身”,而不是为了赢得利益或博取名声把他人当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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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新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学,大规模地从事一种“不道德行为”:“[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基本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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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工人的工钱就像“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工作的真正目的再也不是人,而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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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历史学家,轻易地把前工业社会理想化,而过度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但他的理论在揭示和描绘劳资双方不可避免的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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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任何商业机构的运行原理都可以用一个简单而乏味的公式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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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机构都努力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劳动力和机器,将其合并之后生产出能够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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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角度来看,公式投入一方的三种因素之间并无本质差异。所有三者都是商品,任何理性的机构都希望低价购进,然后进行有效经营,从而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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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能够感觉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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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可以停止使用煤炭,转而使用天然气,而无须操心被遗弃的能源跳下悬崖。但劳动力则完全不同,他在自身的价格被压低或者在公司拒绝使用他们的时候,容易做出带有感情色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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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身份的领域中并存着两种需求:其一为经济需求,它要求企业的首要任务是赚钱。其二为人性需求,它使员工追求经济的安全、他人的尊敬和对职位的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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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依赖工资的工人都无法在其生活中摆脱持久的焦虑,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这两者遇到冲突、需要从中选择时,根据商业运行的逻辑本身,胜出的一方永远都是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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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工作条件和劳动立法有多完善,工人始终是经济程序中的工具而已,在这个程序中,工人自己的幸福和经济上的富裕其实是次要的。不管老板和工人之间发展出何等深厚的同志情谊,也不管员工表现得有多么好,对工作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人时刻明白,同时也时刻在焦虑他们的身份并不能得到保证——他们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表现,也取决于单位的经济状况;他们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工具,而永远不会像他们在感情层面上矢志以求的那样,以他们自己的需求为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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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稳定性对工人的重要意义也缘于对爱的需求,因为工作是决定我们所能获得尊敬和关怀多寡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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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少能够有把握拥有提供一个较高水平回答的能力。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经济学家笔下的曲线图的沟沟壑壑、市场上的勾心斗角、运气和灵感的反复无常
第二部分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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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决斗都是由琐碎细小的有关尊严的问题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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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现象体现了人们严重缺乏一种信心,那就是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无须随他人评价的转变而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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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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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把维护身份,或更确切地说,维护“尊严”变成了每一个成年男性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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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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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西班牙社会,一个honra(2)男人必须健壮勇猛、长于床笫之欢,婚前善于在女人之间厮混,婚后保持忠贞不贰,并能够挣下足够的钱来养家,对妻子有足够的权威,能够保证她不会跟别人说一些调情的言辞或跟其他男人睡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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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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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强烈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丝毫减弱,依然占据着我们心理关注的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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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头脑太过恶毒,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真正幸福的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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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从来没有命令我:‘要摆脱贫穷。’大自然也从来没有命令我:‘要尽力致富。’她只是请求我:‘你一定要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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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幸福的不是我的社会地位,而是我的判断;这些判断是我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我自己的,别人无法从我身边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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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难道不在乎别人辱骂你吗?”“为什么要在乎呢?难道你认为一头驴踢了我以后我会恨它吗?”苏格拉底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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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称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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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认为,由于有了理性,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的理智良心来确定,而不再受市场上他人一时的想法和感情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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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品质]并不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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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东西一受到赞扬,它的品质就会提高?难道一块翡翠如果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就会降低?金子、象牙、鲜花或者一棵小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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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分析之上:“是否每个人都会轻蔑我?这是他们的事。而我自己的事就是保证没有做过或说过任何可以遭人轻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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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由理性分析进行推敲,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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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们可能会毫无恶意地蔑视一些人,就像他们蔑视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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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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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孤独为伍……因为一个人被迫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越少,他的境况就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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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幸运的是,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在与他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会自然而然地“不愿和他人有频繁的交往,就像一个小学校长决不会愿意和周围的一群吵吵嚷嚷、喧闹不休的孩子搅和在一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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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这样的说法就像把一个不愿在深更半夜去邦迪森林散步的人看作不喜欢散步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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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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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他不应该受到某种谴责,那么他可以满怀信心地对此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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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充斥着不值得与其交谈的人
第二章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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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到底有何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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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没什么用处。并非是艺术建造了大型工业城市,修筑了铁路,挖掘了运河,扩张了帝国,或使英国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事实上,恰恰好像就是艺术能够削弱那些使这一切成就得以实现的素质;长期耽溺于艺术会产生一定的危险,会导致阳刚之气的丧失,会形成过于内向的性格、同性恋的倾向、痛风病和失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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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
第三章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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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属于任何种族,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中的众多渠道之一(包括体育、艺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继承)积累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么他们就是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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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所重视,是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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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早期开始,金钱成为商业社会衡量每个成员的核心标准:“[财富已经成为]获得尊敬的社会基础。要想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占有财富成为必需。财富对于获得一个好名声来说必不可少……那些没有相对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很难受到他们周围人的欣赏;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很难受到他们自己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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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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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需,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虽然它们也可能会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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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物质社会中,毫无疑问,有无数的物质产品对肉体的生存来说毫无意义,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实际的生活中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他值得尊敬,因此他也不会过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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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最根本特征,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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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但他依然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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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困直接相关,这一点构成了一些人对现代身份理想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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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体系的运行建立在一种认识之上:“只要一个人不违反限制残酷暴力和直接欺诈的法律,他就能够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挣尽可能多的金钱,因而社会财富会自发地根据公民的勤奋程度、冷静程度以及道德水平进行分配,其结果必然是好人致富,坏人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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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入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有诸多局限;从而减轻财富差距导致的众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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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生活的现代理想同时还在赚钱和幸福之间建立了另外一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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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我们所支配的金钱越多,我们所能够购买支付的产品和服务就会越多,从而产生幸福感的机会也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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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我们的灵魂很少直接说出自己需要具备什么,才能够使自己满足,或者即使它们有时嘟哝些什么,它们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或干脆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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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更像以下状态下的身体:在它需要喝水的时候大声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坚持继续跳舞。外界有各种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们,应该获取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思维极易受到这些声音的左右,我们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将会淹没在这些外界声音之中,而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受到误导,从而使我们偏离了对我们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谨慎而艰苦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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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对印第安社会的报道认为,印第安社会虽然在物质上非常简陋,但在精神上却足以自乐:部落很小,成员之间关系紧密,讲求众生平等,笃信宗教,性喜娱乐,崇尚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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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酋长本人的所有财产也不过就是一支长矛和几只陶罐。然而,他们在简单的生活中获得了极高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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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所重视的东西不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理解自然的能力,而是对武器、珠宝和酒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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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商人蓄意地培养印第安人的种种欲望,从而使他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去猎获大量欧洲市场所需要的动物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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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90年为止,欧洲商人已经成功地诱使哈得孙湾的印第安人需要“那些他们以前从来都不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们,但贸易使这些东西成为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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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把奢侈品引入到印第安人中,从而使他们的需求倍增,他们现在渴望得到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梦想过的成千上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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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知我们,一旦到达顶点,我们又会被唤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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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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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生活别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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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够养育最大数量的高尚而幸福人群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一个能够把自己生活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而且通过个人的努力,或通过自己拥有的财物,能够对他人施以最广泛的有利影响的人将是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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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彻底忘记了,在任何地方,现金交易并不是人际间的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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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金主义”已经完全破坏了人们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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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总是打着客观公正的幌子,来巧妙地推行偏颇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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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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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有那些蠢材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
第四章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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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么声势显赫,多么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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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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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所有的智者、贵族、当权者、国王、征服者都屈服于死亡。缘何要历尽艰辛,却为了一瞬的成功?即使我们拥有万贯家财,名声如日中天,又当如何?尘世上最高的地位都以此结束“他长眠于此”:“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为她辉煌的歌曲画上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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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自高自大,或他人的阿谀奉承,巧妙地使我们相信我们远远高出同类的普通水平的时候,坟墓则会断然否认这些令人愉悦的恭维之辞并以铁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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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的炫耀,权力的浮华,世间所有的美貌,所有能够获取的财富,都在等待同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刻。荣誉之路只能通往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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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预见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永远地消亡时,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的报了仇、雪了耻的美妙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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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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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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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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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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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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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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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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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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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 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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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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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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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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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者、墨守成规者、无聊乏味者以及土里土气者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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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者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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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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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
第五章 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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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似乎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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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波希米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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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作家认为,波希米亚人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职业门类中:波希米亚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可以是诗人、律师和科学家,也可以是无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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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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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彻底唾弃,并对他们自己能够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充满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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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的讨厌是智慧的开始,”居斯塔夫·福楼拜写道,这句话是一个19世纪法国作家的标准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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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谴责资产阶级过分的繁文缛节和物质至上主义,他还批评他们不但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们喜欢专心致志地干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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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资产阶级关于人和生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听他们的谈话,不管时间长短,都会使我肝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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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层身份,其理由是什么。波希米亚人不管住在大庄园里,还是在阁楼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19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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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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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希米亚人来说,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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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波希米亚的价值观献身的人物,牺牲了稳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尊重,其目的就是为了写作、绘画、谱曲,或游历世界,或为朋友和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波希米亚人坚称,即使他们缺乏外表的体面,他们依然因为奉献精神,而应该享有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以及感悟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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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困顿状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从事一项自己所看不起的职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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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力反对“那些跑通勤的人,他们的领口紧紧地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5 48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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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富有灵感的谈话方式或创作一部充满才气、感情真挚的诗集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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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7月,一位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波希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县附近的瓦尔登湖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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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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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没有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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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波士顿的商人们,那些伟大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经自愿地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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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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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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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好多大城市里,波希米亚人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来确保与他们每天交往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装着社会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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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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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认为,商业上的得失成败仅仅能够表明一个人获取商业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据此对一个人道德上的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惩罚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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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并非我们所有……追求名利的贪婪的人们使我们远离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对我们而言,只剩下诗歌的象牙塔,登临其间,我们就可以远离世俗大众。只有处在这样的高处,我们最终才能呼吸孤独的纯净空气;我们才能端起传说中的金杯痛饮遗忘;我们才能因诗歌和爱而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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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让天才放弃个体的创造性,就如同让上帝变成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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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高贵的人的生活都应该遵守这样一条原则:“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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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服从与一致之类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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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牵着龙虾散步就比牵着狗或其他任何动物散步都要荒唐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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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富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吃惊,或更好一点,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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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创造一个新型人类,它摆脱了各种各样的专制,这些专制包括理性、平庸、将军、祖国、民族、艺术商、细菌、居住证和过去。让公众舆论恼火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导出于 2022-10-09 09: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