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刘擎

自序　在新的地平线上

•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

• “我们”是谁？中国有多特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

• 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

• 如何对待异己之见和论争对手是对作者学识与品格的某种检测。

• 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

• 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辑一　迷雾与光芒

• 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

• 在青少年时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一个空洞的远大抱负，但未来要做什么却并不确切。

• 《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

• 《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翻译出版）

世俗时代的死亡问题

• 论说可能会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律师型”的雄辩，就是调用和强化一切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而漠视、歪曲或诋毁所有于己不利的证据，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论辩（时下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大约是此类论说的典型）；而另一种是“智识（哲学）型”的论述，需要审慎细致地面对各种不同的证据，诚心辨析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在思索与探究中寻求真智慧。

• 真正的学人要提防沾染过多的“律师话语习气”。

• 查尔斯·泰勒

• 像是与一位博学睿智的长者交谈，他有些絮絮叨叨，但充满真知灼见，他的迂回反复也常常是出于审慎，尽可能公允地处理与自己相左的论点。

• “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而只是多种可能的选项之一，甚至不是一个最容易的选择。

• 只要你还能感到死亡问题，那说明你还活着（也就无须为此费心），而一旦你死去，也就不再会感到死亡是个问题了。

• 古代，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生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死亡是“我们”的事件。

• 死亡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对“我的”末日审判。

• 现代，死亡的重心转向与亲人至爱的离别，关切的是“你”。

• 用“我们之死”“我之死”和“你之死”来分别表示。

• 也许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公共的集体事业不再能对每个人提供完整的人生意义，个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变得格外重要。

• 欢乐的意义总是与渴望永存在一起。写作与艺术创造也都是渴望永存的某种方式。

• 死亡颠覆了意义，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

• 上帝从未死去，只是部分地隐退，而且时隐时现。

祛魅时代的学术与政治——韦伯志业演讲导读

• 韦伯的思想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 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 第二，韦伯广泛介入了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过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在一次大战中从军，参与野战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以及讨论起草“魏玛宪法”等工作。

• 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

•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 “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 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怪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却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让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 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

• 世界被理智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

• 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使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 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

• 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

•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 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

• 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

• 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

• 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

• 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官吏”。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

• 政治家则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

• 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生存”，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生存”。

• 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 在他看来，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 政治行动的后果往往不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那么“什么算是好的后果”，判断的标准何在？

• 韦伯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明确的，那就是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

• 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

民粹主义的本质——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译本导读

• 他们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民众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誓言彻底改变腐败和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

• 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

• 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

• 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

• 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

• 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的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 同质化人民

• 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绝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说单一的政治观点了。这是所有欧美社会的政治现实。

• 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的代表。

• 首先是将政治对手“非法化”。

• 在这种妖魔化的驱动下，民主不再是竞争的政治，而是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是善恶之间的决战。

• 把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坚持要将异己的人群——那些不支持或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 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那个代表，他们甚至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

• 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源源不断。

• 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禁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

• 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 以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

• 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 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

• 尽管权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复兴，但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唯一正当的政体形式”

• 那篇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也因此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

• 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 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

• （1）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需要现代科学技术，这是普遍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2）科学技术的效益最大化模式将导致经济结构的普遍化，自由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3）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财产的积累和产权意识增强、市民社会的丰富发展等），这将逐步改变传统的政治文化，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也就是民主化的压力。当这种压力超过一定“阈值”，会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普遍化——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

• 但可以确认的事实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外）全部都是所谓“自由民主政体”。

• 当现代化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民主制度不仅会在政治正当性方面，而且也会在政体能力方面明显优于权威政体，所以才更有吸引力，才是理性的制度选择。

• 在此之前，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

“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变革——评论李蕾（Leigh K.Jenco）新著《变法》

• 抵制西方中心论并不是拒绝一切西方思想，而是立足于自身的处境和问题，以自觉的批判意识来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比如后殖民批判理论）

难以驯服的“狐狸”——纪念以赛亚·伯林辞世二十周年

• 消极的“免于”（free from）和积极的“得以”（free to）

• 积极自由要求明确的肯定性目标，而消极自由可以仅仅以否定性的要求来反对干涉（虽然我还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所要的）。

• 认识到一个人信念的相对有效性，而又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些信念，是一个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

“另类道路”的诱惑

• 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日本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一段迅速崛起的辉煌业绩，而且都对主流的现代性模式高度不满。

• 这里有一种对创造性和独特性的渴望，形成一种巨大诱惑。

• 德国的“反西方”走向纳粹的歧途，日本要超克现代性，但最终被现代性所超克，应该留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

• 我们从德国的教训中应当学到什么？纳粹的极权主义究竟是现代性的悲剧，还是所谓“反西方”的灾难？现代性自身有没有能力来驯服那种权力意志？

• 纳粹是德国发展中的一个歧途。

• 是一种不智的冲动和蛊惑的结果。

• 黑格尔说，重大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革命之路》中的爱欲与政治

• 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

• 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拼命依附于安稳与保障……这一切困扰着很多美国人，他们感到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和最勇敢的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

• 日复一日的常规生活吞噬了夫妇间曾经的激情，而他们最初的钟情恰恰是发现彼此“与众不同的激情”。

• 抛弃眼前的一切，辞去工作，卖掉房子，全家到巴黎去，开始全新的生活！

• 然而，革命阵营不久就分裂了。丈夫是摇摆的机会主义者。

• 最终，“巴黎”成为妻子一个人的梦想，一个狂热革命者的孤独希望。

• 一场流血的夭折的革命，这是婚姻的悲剧，也象征着政治的悲剧。

• 这个浪漫之爱与激进政治的圣地，是激情与灵感的不竭源泉，是梦想者的精神故乡，是“生活在别处”的寄托。

• 巴黎也可能是蛊惑人心的幻影，是“左翼幼稚病”的幻觉，是乌托邦引导的一场噩梦。

• 她反抗平庸的勇敢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散发着夺目的生命光彩，她的悲剧命运也令人动容叹息

• 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心中的“巴黎”？我们的“革命之路”究竟通向哪里？

•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之路”会将他们带入20世纪60年代的狂飙岁月。

• “深度探索”生命的“诗意”，领略最为极端的感官体验。

• 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退潮了，“巴黎”返乡了，失去了象征性的光环，蜕变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名称。

• 放纵不羁的感情“回归家庭”，左翼革命再次落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的宰制之中。

• 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可能变得更为压抑、可怜、卑微而绝望。因为“巴黎”已经来过了，幻灭了，“革命之路”似乎走向了绝境，而梦想仍然无处安放。

• 谁断送了革命？或者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戏梦”？我们就此可以“告别革命”而心静如水了吗？

• 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都是“爱欲”（eros）的表达与安置，爱欲之“解放与压抑”的冲突是文明的永恒主题，同时发生在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

• 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就是为政治而战。

• 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产生了“额外压抑”，形成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使现代人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

• 问题是真实而深刻的，只是出路何在却一直朦胧不明。

• 也许，无论是爱情还是政治，爱欲的所有“实现”方式都不得不落实在某种制度的形态中，但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意味着某种桎梏，都有“安顿”与“逃离”这两种反向的“围城”效应。

• 如果是两性关系问题，那至多是风花雪月的哀伤。但如果言及政治，那么会是攸关千万人的福祉，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

• 在平凡中眺望远方的巴黎，反观此刻的庸碌与乏味，在愤怒出离的冲动中，再看看眼前的草木与餐桌上的食品，并思考“改良”的可能，更想一想“娜拉出走之后”的严峻问题。

• 所有折中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话语，都可能成为“维持现状”的借口托词。

• 爱欲是奔赴不朽

• 爱欲的癫狂”——突破一切节制与审慎，奔赴不朽，导致暴政。

• 我们永远会处在“安顿”与“出走”的紧张之中。

• 在政治与伦理行动中没有公式化的原则可循，我们需要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

• 我们当下身处的此刻此地，恰恰是彼时彼处曾经的“巴黎”。

面对兰德的挑衅——小说《源泉》读后

• 《源泉》与兰德一样，具有一种挑衅的、咄咄逼人的精神气质，一种独特的思想力量，迫使你审视自己的生活，拷问自己的灵魂：你是生活意义的“创造者”还是一个“二手货”？

• 你会怀疑，所有这些现成的、唾手可得的理由，或许并不是出自你自己真实而独立的思考，或许都不过是人云亦云的“二手货思想”。

• 你获得解脱的方式似乎只有两种：要么选择投降，要么奉陪到底。

• 兰德笔下的“创造者”践行的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勇敢的、使生命热烈昂然的“主人道德”，而“二手货”则信奉那种依赖性的、寄生性的、随波逐流的“奴隶道德”。

•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面临着他们最基本的选择：他只能在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是依靠他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像那些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一样。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创造者独自去面对大自然，而寄生虫则通过媒介面对大自然。

• 真正的选择不应该在自我牺牲和支配他人之间进行，而在于选择独立还是依赖，选择创造者的准则还是二手货的准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 人类发展的“源泉”来自那些少数的创造者，来自他们“自给自足、自我激发、自我创造的”生命力。

• 对洛克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工作本身，创造力的实现就是对工作最好的、唯一值得追求的回报，也是最大的利己满足，所以他说“我无意于为了客户而建造房屋。我是为了建造房屋而拥有顾客”。

• 对他来说，工作本身不具有价值，而只是获得“成功”的手段，而“成功”来自他人的评价，主要以金钱的名望来度量。于是取悦大众、投其所好是成功的诀窍。

群体性疯狂如何可能

• 这场群体性疯狂充斥着误会、怨恨、诬告、陷害和报复，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

• 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 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

• 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 首先，相信鬼神、妖术，以及身体与灵魂可以分离，这些特定的“超验观念”在叫魂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任何特定的观念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其“真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理意义上的可验证性。

• 近代历史上曾有人笃信“刀枪不入”的中国神功，而就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也曾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科学奇迹。

• 在这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 民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财产而担惊受怕，时而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于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官僚为保全职位与晋升而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揣摩与迎合上司的意图。而乾隆帝则恐惧妖术背后的有“汉化”谋反的阴谋。

• 正是因为乾隆疑虑大清王朝对于汉人的正当性，他对“妖术”窃取发辫极为敏感，从中闻出了“谋反”的气息，随即将妖术定为“政治罪”。

•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 群体性疯狂是特定的文化观念，是社会心理与政治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协同效应。

• 它们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识形态为前提，都被恐惧与义愤的社会心理所推动，也都在启动了非常规的政治机制之后突发蔓延。

• 促发这些疯狂举动的社会心理是越来越严重的不满、郁闷、恐惧和义愤，滋生于一个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这些暴戾之气只有借用“爱国”这个安全而正当的名义才得以宣泄。

• 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举行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竟然有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相当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常规治理的特殊政治机制在起作用，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尽管目前还很难辨析这一机制究竟是什么）。

辑二　视角与世界

• 首先，“情不自禁的激情”就是本能，而本能大多称不上是美德。

• 其次，既然爱国是情不自禁的本能，放任就是了，何必还要从小培养？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 最后，爱国是因为祖国有伟大的历史和功绩吗？那么，假设你不幸生在没那么伟大的国家，你是不是还会爱国？是不是会更爱别的更伟大的国家？中国周边许多小国家的国民，是不是应该更爱中国才对呢？

• 爱自己的国家就是因为偏爱自己，这是一种自私的本能，算不上什么美德。

• “祖国”的概念就相当复杂，可能同时涉及地理、种族、族裔、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的多重维度。

• 爱国主义的主要内涵包括：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和认同，对这个国家及其同胞之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出为祖国的利益和兴盛而奉献的意愿。

• 爱国主义既是愚昧的，也是不道德的。

• 爱国的激情源自一种愚昧而错误的认知。

• 爱是因为这个国家（也只有这个国家）包含着“我”，这是“我的国家”（无论她好坏）。

• 爱国在本质上是自私的，虽然难以抑制和消除，但并不是一种值得标举的美德。

• 爱国的对象是一个共同体。

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否可能

• 如何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

• 如何摆脱中国思想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

• 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

• 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究竟是什么“

• 在当代研究中，我们至今为止尚未见证过任何独立于西方理论、概念和方法的“中国范式”。

• 传统中国的各种要素通过不断转化，仍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对今日之中国产生影响，使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具有中国特色”。

• 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立国的意识形态是源自一个德国人的伟大理论创造。

• 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安排、经济生产方式、公共传媒与通信，乃至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所有层面上，都已经与所谓“西方”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葛。

• 中国的多重含义：“实存之中国人”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明”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实践”意义上的中国，以及对“未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之展望意义上的中国。

• 当共和国最初30年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当下出现“回暖”甚至“强劲复苏”趋势时，也往往被粗暴地看作“洗脑”的结果——无非是某些“左派精英”（或出于狂热的幻想，或因为用心不良）对大众进行煽动与误导所致。

•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念，如果无法与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发生最低限度的对应耦合，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现象”。

• “西方”文明具有多样化的根源，而“东方”一直内在于“西方”的历史经验。

迷失的家园——超越经济视野的房地产问题

• 任何一个势态都有其生成的原因，否则就变得不可思议、无从解释了。

• 导致高房价的要素之一是许多地方政府的所谓“土地财政”导向。

• 房子到底是一个必需品、商品，还是奢侈品？

导出于 2022-09-28 13:1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