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我们如何想象世界（代序）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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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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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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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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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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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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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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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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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最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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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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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认识到当今美中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这使得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同于苏联。但为应对这一威胁，华盛顿正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冷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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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当今中国与昔日苏联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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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必须联合欧洲等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但当前外交政策却走向疏远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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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接触的道路，会使美国容易受到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但走向脱离的道路则“可能削弱两国经济，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导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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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崛起的新趋势，在“恐慌的”强硬派与“不安的”审慎派之外，过去那种乐观而友好的“亲华派”（pandahuggers）已经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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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可能割裂与美国长久的纽带关系，但也无法承受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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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提出的一些结构性诉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细想想，很多何尝不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正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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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召唤人心的“欧洲精神”，曾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鼓舞了千万人“重返欧洲”的梦想，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如今都变得面目不清、前景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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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欧洲，在欧盟整体目标与成员国各种诉求之间左右摇摆，也在中美纷争的大变局中难以抉择：美国正在疏离的盟友，或者中国的潜在新伙伴，或是更具自主性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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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悬崖的命运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开始，欧盟专注于市场的扩张与规制，却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这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下，造成了一种永远稳定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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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可以依靠他人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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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坚固的美欧同盟不复存在，欧洲如何能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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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痛苦的思考后做出了选择：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决定抽身而出。“脱欧”并不是脱离欧洲，而是摆脱欧盟体制的束缚，以某种“光荣孤立”的姿态与欧洲大陆保持有弹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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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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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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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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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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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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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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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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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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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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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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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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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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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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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构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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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接近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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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潜力，现在需要社会主义的方案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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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捍卫者都承认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维护政治安定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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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历史实践记录并不令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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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如何才能让人们抵御右翼政策的诱惑？追求的目标究竟是“终结”还是“转变”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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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想将激进平等主义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始终抱有警觉。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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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代？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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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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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等议题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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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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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完全不适用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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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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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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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守成大国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崛起大国会甘愿退守次强来取悦霸权大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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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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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相信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但这种天真的希望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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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自身政治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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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因为和平演变希望渺茫；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
2016年
- 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20世纪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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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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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是中国一直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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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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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制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民主优绩制的模式”，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是稳定的。
2014年
- 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重要，但维护其价值首先需要处理自身的系统性缺陷。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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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混沌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当下西方知识界对于多种重要议题的纷争，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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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固有的知识与信念遭到怀疑，而未来的前景似乎于迷雾之中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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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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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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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经济体中，一种试图混合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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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新兴市场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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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宣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自己的阵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无疑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也可以认领世界上一些最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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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弱于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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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用于现代化的早期起步阶段，但不适用于后期发达阶段，因此并不是未来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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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两极之间，只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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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真正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相反，是要争取达成正确的平衡——在生成财富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分配财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平衡。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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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与贫富悬殊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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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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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的人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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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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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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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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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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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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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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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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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1848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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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需要政治问责和严肃的辩论，而不需要那样一种权利，去闻政府官员脏衣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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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被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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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派曾在20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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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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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避免了民主之精华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种恐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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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反对党派分裂、倡导团结，另一方面他主张的政策具有激进左翼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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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激进政治与文化反叛的狂飙时代，新左翼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随后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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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强化了年轻人对语言规范“无所谓”的态度，削弱了学生写作正规文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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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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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在今天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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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世界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导出于 2022-09-28 13: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