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文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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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评价一个人是很难的,正确地评价一位伟人更难,尤其是评价列宁,那是难上加难。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光辉的现实,可是70多年后,由他亲手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了。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评价列宁就成了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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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列宁是罪人,要拆掉列宁塑像;有人仍讲列宁是伟人,坚决反对拆掉列宁塑像。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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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列宁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与历史上许许多多伟人一样,列宁是伟人,是一个有远见卓识、丰富感情,又有错误缺点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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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中国已经建设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初级阶段”。那么整整一百年前开始的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应当称为什么?不用说,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或曰:“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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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驱赶持有不同政见的学者是化友为敌,是摧残学术,削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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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人都有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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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提出过“向敌人学习”。他所指的“向敌人学习”,是学习敌人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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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一生是一心为国家、为人类着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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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庄严指出:无产阶级对敌人专政并不消灭本阶级内部的民主。他主张给最大多数人最高类型的民主。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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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它具有创新、求实、可变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极端、片面和机会主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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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分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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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以标榜自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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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化扼杀了列宁主义鲜活的创造精神,造成全党全民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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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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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实际上就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成为国家执政党以后,怎样管理、治理国家,也即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怎样行使国家职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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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实际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把全国党、政、军的权力,一下子集中到没有任何治理国家的经历和经验、被称作“职业革命家”的人们手里,即党中央政治局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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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崇高威望的左派领袖之一、为十月革命欢呼的罗莎·卢森堡也表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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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就是运用民主”,并呼吁“不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去充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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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国家建立以后,布尔什维克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到国家执政党的政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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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必须以“人数极少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一切的一切,由这个核心定夺;而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以后,一切的一切,再也不能完全由这个核心来定夺了,而必须依法治国。国家应当是法律至上;“职业革命家”的党有责任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自身也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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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担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保持党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第二,强化国家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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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提出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建党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把“人治”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这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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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宁来说,纵然是作为天之骄子,有很高的天资、天聪,历史老人也为其设置了最后一道不容逾越的门槛,毕竟是“人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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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执政党以后,怎样才能永葆党的纯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列宁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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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列宁逝世后,继承者斯大林不仅很快就废止了列宁创造的、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而后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被付诸实施,使苏维埃国家在和平建设年代出现“大清洗”的悲剧,成千上万无辜的干群惨遭迫害。
前言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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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终结了,决不可能再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没有终结。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俄国通向历史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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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列宁自己思想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实践总结,而是一种治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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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实践性的品格;而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它具有创新、求实、可变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极端、片面和机会主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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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将这种理论和策略固化和教条化,作为指导实践的普遍原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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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马克思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两人在理论创造和指导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然而,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是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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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路比较平稳、严谨和贯通,而列宁是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思路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因此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更要作全面的、理性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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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革命的理论家,一个是革命的实践家,两者面对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这是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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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但他并不享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最终裁决的权力,只是凭他的个人魅力、才智和勇气驾驭着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惊涛骇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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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以标榜自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将列宁主义神化和教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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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时代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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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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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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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他的理想是要在蛮荒贫寒的俄罗斯大地上,建造一个强盛、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模型,既传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可以复制,能够成为别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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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这个列宁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极端严峻形势,迅速寻找摆脱险恶困境的、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考虑各种关系,有时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这时的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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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并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当年这本被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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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神”及一群“鬼”,唯独没有“人”活动的踪迹。“神”便是列宁和斯大林,“鬼”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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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在于他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当然,伟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犯错误,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也会有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伟人,严肃的学者(包括许多西方学者)一般都怀有敬畏之情,人们对这些伟人也有批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大多含有理性的成分,极少采用恶意谩骂和不顾事实的诬陷。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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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知识分子一般出生于非工农家庭,专制独裁统治使他们独立、民主、自由的意识受到严重压抑,当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后,其中一些人便背叛自己的阶级,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他们意志坚强、富有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他们是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组织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就会成为职业革命家。
民众的胜利,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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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斯大林下的定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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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学者,以及那些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人则将其贬为“一场少数人的密谋”“一次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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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义上,革命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政变则往往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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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性质而言,它无疑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革命,有革命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目的明确、运筹帷幄、坚毅勇敢、公开发动的推翻旧政权的一次革命。但就起义事件的进程来说,它具有突发性和某种隐秘性,没有经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乃至战争行动,伤亡人数很少,具有“政变”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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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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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凭借其政治谋略和组织优势,利用并领导社会运动共同发起了对旧政权的冲击,致使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临时政府未经什么抵抗就垮台了。
围绕立宪会议存废的斗争
- 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苏维埃宣传员,但农民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他们思想深处还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要求寄托在一个“好皇帝”上。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与分裂
- 由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特点造就了俄国特有的民粹派理论,它的实质是试图在俄国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
一党执政体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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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执政模式: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无执政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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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的内在要求是推行现代民主社会的构建,进而推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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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是国家、社会、各群众团体唯一的领导党。斯大林公开宣称,在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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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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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联只能实行一党制,实行“共产党的垄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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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执政同样有合法性问题,就是必须取得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支持和认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共产党执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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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苏联只能存在一个党——共产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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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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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对立“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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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一个其成员在竞争中获得政治权力而一致行动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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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党政治比较成熟的国家,不同政党之间竞争、比较,妥协、联合,分化组合、相互渗透的情景,可谓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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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不是因为苏联已不存在形成不同政党的土壤,而恰恰是因为民主政治体制缺损和行政干预的结果,斯大林的理论是人为地为阻止其他政党合法存在而制造的一种“理论”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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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列宁和俄共(布)在苏维埃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义”?如何评价无产阶级专政在苏俄实践中的是非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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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布尔什维克坚强的革命意志、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超的斗争策略,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旧俄统治者的危机,而一举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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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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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证明:“(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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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段人们熟悉的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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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在存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人数上的优势,有希望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并用同样的方法维护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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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手中的暴力机关,是用来统治和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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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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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夺取政权必须使用暴力,那么巩固政权也必须依靠暴力,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暴力(专制)手段对付被打倒的阶级,也就是那些不甘于失去权力的昔日统治者,因此暴力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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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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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资产阶级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二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残缺的、虚伪的,唯有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才是实在的,有物质保障的,是广大工农能够真正享有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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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对苏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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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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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所有被用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
五 “党国制”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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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确立一党制以后,如何处理党与国家、党与政府、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建立国家机构的一整套运行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决策、政治参与、政治监督机制,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又面临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下,执政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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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一体制”,或称“党国制”“党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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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的特征是一党执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具有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职能,通过这种体制,党成为国家中的国家,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国家,并对政府、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
苏联“党国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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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谨记马克思的提示,苏维埃不能成为“议会式”的清谈馆,应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相统一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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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二是苏维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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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党、苏维埃、政府、社会组织在新的国家结构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和处理好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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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新政权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它是新国家结构的灵魂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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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即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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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17年取得成功时手中掌握着一个也是唯一有形的、可利用的组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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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党的概念使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是党完成了这次革命;现在又是党产生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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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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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大体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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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从而也确定了国体和政体,即以共产党领导的以苏维埃为轴心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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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由党提出和制定国家的内外战略和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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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派遣党员到各地区各部门任职,贯彻实施党的路线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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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鉴于此,“党管干部”成为一条重要原则,党的干部既是“执政党的代表”,也是“国家政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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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党必须直接掌管和指挥军队和强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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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党必须直接掌管意识形态。鉴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新政权一开始就把当时的宣传舆论阵地如报纸、出版社等直接掌控起来,并取缔了所有反苏维埃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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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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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它拥有立法权,就可以将党的意志变为宪法和法律,使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合法性,有权对战争与和平、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等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并根据党中央建议或指示,讨论、通过和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国家领导人的任免或其他重要提案。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大会闭会期间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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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苏维埃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决定政府的构架和政府官员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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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还通过对工会、青年团等群众性社团的领导,对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起着动员和保障作用,同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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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时期起,苏俄就初步建立起“党国一体”的执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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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在许多领域实质上代表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苏共机关就成为事实上的政府,国家政权机关则经常处于有名无实的从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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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政、党与军不分也难分,高度集权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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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对列宁主义的阐释,并通过各种严酷的党内斗争铲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确立了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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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用党的名义发号施令,领导和指挥一切部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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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巨细,党要领导一切,包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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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体制下,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除了党之外根本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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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制”的构架和流程大体如下: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领袖)制定做出全局性的大政方针,由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将其合法化,将党的意志变为法律和法规,即成为国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内阁(部长会议)负责实施,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负责动员和保障实施,党的书记处与各级监察机构负责监督。
“党国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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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的辞典里,“党国制”被认为是一种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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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现个人崇拜、高度集权、民主法制缺失等弊端,使这种体制备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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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的历史经验看,“党国制”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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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党国制”能形成体现集体领导意志的决策,便于政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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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制”的特征是党国同构,党政交融,各司其职,它既不同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多党制的分权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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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国制”下,如果执政党能够做到充分民主和高度集中并存,就能减少无谓的争吵、摩擦、互耗和延宕,保证正确决策并维护高度权威,使政令统一,将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齐心贯彻执行,避免出现多党制国家政坛上纷争不已、党同伐异、误事误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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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党国制”能上下同心,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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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当国家面临紧急状况(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或实现某项重大战略任务需要动员全民投身其间的时候,“党国制”的优势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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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化的苏联经济结构使得它可以迅速动员资源并使生产适应战争的需求,工厂和工人向东部的大撤退可谓是一项非凡的组织艺术,在保证苏联军事工业免遭德国人破坏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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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制”在实施重大工程、救灾、备战、应战的时候,往往能发挥其优势,避免民主体制下旷日持久的讨论、扯皮和繁琐程序,完成其他体制下难以按时完成的任务,创造出一些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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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国制”能形成一套培养、选用和管理干部人才的制度,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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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期间,由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干部任命制遂成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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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党国制”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与个人专权不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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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坚持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在执政党内外形成完备的监督检察制度,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权力运行与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统一,就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民主、高效、清廉的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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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制”固有的集中、集权、集体的特征使政治体制易于保守僵化,高度集权易于形成个人专权,片面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易于漠视民生,崇尚权威又易于营造个人崇拜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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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逝世后,植根于俄国土壤上的这份政治遗产,在斯大林当政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治模式。
“党国制”与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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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心目中,“党国制”要发挥优势,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个人分量不能太重,要防止个人专权,决不能让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二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检查,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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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个人独断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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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党国制”易于造成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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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干部制度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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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党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
处理党内矛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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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党国一体,大政方针的分歧和权力之争相纠结,党内矛盾常被上升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党内分歧,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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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党内分歧和矛盾是政党生态的一种正常现象,执政党要进行许多重大决策,党内产生思想分歧和不同政见更难以避免。
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后面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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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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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最早觉察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并努力探索,以图架起连贯两者之间理论桥梁的第一人。
八 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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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这是20世纪初叶俄国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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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和处理农民问题,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前后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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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原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俄国国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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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依然是一个小农国家,2000多万户农民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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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的社会地位、特性、作用及其未来命运的论述,对列宁产生的深刻影响。
“马铃薯现象”:小农地位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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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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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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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现象”是这些国家农民的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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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无法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集约化的劳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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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租佃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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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眷恋的是自己一小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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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远离政治,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数众多的小农会成为一股巨大而盲目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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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大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小农是一个易于分化的中间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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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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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他们那一小块土地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会更加顽固地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批小农被无情地抛入深渊,遭到破产,沦落到无产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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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多的是把农民看作消极的、保守的阶级,是一个没落的、行将被淘汰的社会力量。农民这种以小土地私有为基础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消灭私有制”原则的最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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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党应如何制定对农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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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又该如何对待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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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分析忽略了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主要是自耕农的小农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被剥削者,它勤劳、务实,世代处于社会的底层,备受大地产和官吏强权的剥削和欺凌,因而它具有内在的反抗和革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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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参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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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会使小生产者陷于更加困苦和破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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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他们有可能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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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决不能忽视农民这股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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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获得“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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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国度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不能得到农民的“合唱”,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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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对广大小农应采取怎样的政策,这方面马克思论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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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征粮:与农民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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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是苏维埃政权为争取农民支持、巩固工农联盟做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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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地、少地的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贫农)迅速变为自耕农,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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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广大农民对新政权表示拥护,愿意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保障他们已经得到的权益,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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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面临着另一个严重危机是饥荒,饿殍遍野,城乡居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红军的粮食供应也十分紧缺,这就使新政权陷于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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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沿袭沙皇政府的做法,实行粮食垄断,由于价格过低,农民不愿出售粮食,造成城市和军队粮食供应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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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年战祸,青壮年劳动力应征入伍,大量耕地抛荒,不少农村地区也缺粮。这样,粮食问题一开始就成为新政权面临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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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布尔什维克做出的“和平”和“面包”承诺无法兑现,农民和士兵的情绪发生急剧变化,一些人直接给列宁写信诉说他们的困境,发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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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不到良策解决这一难题,他和他的同事也在粮食危机下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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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起,苏维埃政权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和政策措施,实行“粮食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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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严厉打击粮食投机倒把,实行粮食垄断,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留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所有不交出余粮以及浪费存粮、私自酿酒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要将这些人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处以十年以上徒刑,并驱逐出村社,没收全部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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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建工人征粮队,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两者联手用“十字军讨伐”的方式反对粮食投机商、富农和一切在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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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行余粮征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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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到农民家里无偿掠取粮食,驱使广大农民与苏维埃政权形成尖锐的对立,导致工农联盟产生严重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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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时期,出现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抗击国内外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另一场则是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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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农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有两面性:作为劳动者,“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但作为小私有者,他们是小商品生产者和持有者,习惯于自由买卖,本能地抗拒国家统制粮食,可能跟着资本家和商人走,成为“半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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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售的农民是我们的战友。不肯这样做的农民是我们的敌人,是罪犯,是剥削者和投机者,我们同他们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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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战时非常形势下这样做的难度很大,但固守阶级斗争观念,滥用专政手段,竭泽而渔,以暴力方法征收粮食,只会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危机更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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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固然与严酷的内外环境有关,但也与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的传统偏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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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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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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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期间,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尤其是处在红军与白军反复争夺的拉锯地区,红军占领后要征收粮食,如果被白军占领,不但同样要征收粮食,苏维埃政权也会不复存在,革命胜利后农民获得的土地也将失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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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一是强调联合贫农和中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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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是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他们最接近城市无产阶级,要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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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农,苏维埃政府最初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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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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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农,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态度是将其作为农村资产阶级,对参加白卫分子叛乱以及利用饥荒搞粮食投机的富农予以严厉打击,但与打击地主和资本家有所区别,对富农“不是完全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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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专政很大程度落在了中农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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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二是严格工人征粮队纪律,防止胡作非为危害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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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在农村里抢劫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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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三是推行共耕社、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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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耕制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化的“农村公社”、保留少量宅旁园地的“劳动组合耕种制”以及临时性劳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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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土地将使小生产、小私有制固化,“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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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形势严峻,没有大型农业机械装备,加上农民不习惯于共产主义式的集体生产,不久,这些新型农庄普遍出现组织涣散、效率低下的状态,列宁也看到在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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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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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他知道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农民的力量和重要性,要依靠它提供粮食、支持战争,以保住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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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社会生活,推行极其严峻的粮食政策,都是以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为着眼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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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农民(小生产)看作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看作一种“异己力量”,要提防它,要强制它为新政权效力,并逐步改造它,最后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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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会发生分化,但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成为资产者,大批小生产者只会被大资本吞噬而陷于破产,流落街头,成为产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近代俄国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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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罗斯整体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落后,与上层社会精英的文化成就呈现显著、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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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皇权至上、宗教传统和村社精神“三位一体”,构成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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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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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自视肩负着第三罗马的救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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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沙皇政权结盟,教会教导人民要服从沙皇的统治,沙皇政府则以警察来维护东正教的地位,禁止异教传播,教权与皇权成为束缚和压迫民众的两大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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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俄罗斯人驯良而又好走极端的民族性格,他们经常会在“好”与“坏”两个极端之间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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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历来存在不同的界定和分类。许多人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拥有专业知识(或技能),又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那些运用专门知识为社会、为公众谋利益的人,他们是对社会具有责任感,对权力和政治往往采取批判态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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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书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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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那些从事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必不可少的专门性的工作,其中包括技术性、意识形态等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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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运用特定的物质手段从事文化和社会秩序批判、颠覆、建构或承载某种文化和秩序并为之提供合法性认证、阐释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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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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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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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革命知识分子,或称为从事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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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格的少数革命家组织的党,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注重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改造社会;孟什维克则主张运用比较温和的甚至改良的手段改变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比较包容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技术型知识分子:赎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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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知识分子泛指自然科学家和有一技之长的旧专家和专业人员,他们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为各类人群服务,因此新政权应给予必要的信任和照顾,立足于利用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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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赎买政策,给予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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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胆启用旧军官、旧专家,利用旧专家为建设新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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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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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争取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型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有着一份期待和信心,对这些知识分子采取的政策也是适合的、正确的。可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无奈—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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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报纸是“有时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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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桀骜不驯的独立性格,有自己的信仰,不屈从任何“权威”和迷信;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他们往往以揭露当政者的腐败和社会的阴暗面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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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工具,经常用极端的言论揭露“真相”,以抽象的民主自由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和践踏人权,这对处于立足未稳、内外交困境况下的新政权执政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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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事例有两个:一是高尔基的出走,二是所谓“哲学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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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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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爆发后,高尔基满怀兴致地认为这场革命使“俄罗斯人民同自由联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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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言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对新政权采取的所有措施几乎都进行挑剔和批评,甚至称列宁正在“拿俄罗斯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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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高尔基的友谊继续维持着,但两人的分歧日益明显。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从维护苏维埃政权出发,认为对构成威胁的反对党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以及那些敌视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实施“专政”是绝对必要的,政权的生存利益是第一位的,不能用抽象的民主、自由损害基本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尔基则从“人”“人性”出发,认为施用暴力关押和杀戮这些知识分子是可耻的、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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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俄去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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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经济生活开始宽松,各种思潮随之活跃,政治上失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一些知识界人士发出要求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呼声。
作为理想的世界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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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战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施展其智慧和胆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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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这一结论也存在认识上的局限和误判,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潜能及其自我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对世界革命的进程过于乐观和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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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初叶的时代主题。
作为行动的世界革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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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其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也都不及西方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刻、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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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的胜利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广泛和积极的回应,中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国家的苏维埃政权有的只存在两三个星期,最长也只存在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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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波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兰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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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和平的政策……我们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不能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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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苏维埃军队到了华沙。不久德国就是我们的。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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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红军对波兰的进攻,是试图用武力推进世界革命战略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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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利用战争向波兰“输出”革命,特别是用武力输出革命,显然改变了苏波战争的性质。
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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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苏俄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因此,“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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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浪潮既已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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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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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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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新部署世界革命布局,将重心转移到支持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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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资本主义国家无产者的联合行动已经不够,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才能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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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当前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
导出于 2022-10-14 17: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