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什么?

蔡东杰

社会 有这么一群人,决定长期共同生活

  • 政治乃是处理众人之事。

  • 人们干吗要挤在一块儿过日子

  •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下面;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又将前往何方?

  • 我们都能发现一个事实,亦即这类动物(人类)从很早开始就有着集体行动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喜欢一大堆人集中在一个约略特定的地域范围里活动,然后以某种分工合作的方式彼此照料,并且渐渐发展出简单的家庭单位与社会组织结构。

  • 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集体活动的形式,绝对不像一般人直觉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某些物种因竞争弱势以致自然生成的自我防卫举动,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

  • 自然界当中,大概除了阳光、空气和水等三种物质要素之外,就没有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

  • 除了地球自然环境本身具备的“绝对”稀少性之外,有时候人为因素也会带来所谓“相对”稀少性,这也就是常见的“分配不均”问题。

  • 即便是由于强者垄断而引发的稀少状态,垄断的前提大多也是因为强者体认到资源有限的事实,以致未雨绸缪的结果。

  • 一方面由于物种存续需要各式各样资源的不断挹注,另一方面这些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又大多具有前面提到的稀少性,于是高度竞争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 人类选择群居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 人们为了获得特别的好处,并认为集体生活可以带来这些好处,于是便聚在一起;政治团体则因为可以带来总的好处,于是一直发展下去。

  • 定居性农耕部落的出现确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转折点,因为固定的生活边界、共同生活的伙伴,以及伙伴性质的愈来愈复杂,在在都使得人们不仅无可避免地朝向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发展,也必须多花点脑筋来设计并调整彼此间的关系。

制度 于是分工合作起来了

  • 人之有异于万物者何在?

  • 从两个人(结婚)、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家庭或家族)、一群人(部落或村庄)到更多的人(国家机器),人类的群居方式与选项可说不胜枚举。

  • 首先,人际关系的重点由此从共谋“安全”,转向以“合作”为主的互动

国家 日子久了之后……

  • 今天来看,我们都生活在某个“国家”里。不过,到底什么叫做国家?国家这种单位是怎么出现的?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位?……显然,目前还存在一大堆的问号。

  • 人类在加入社会后不但被迫顺从强制性的权力(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形式来表现),而且没有自由进出社会的机会,甚至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政治

  • 精英们还会不断设法垄断或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取得终身与世袭执政的“合法性”在内。

  • 首先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契约,其次是历史证据昭昭在目,在长达数千年的君权时代,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看上去一直都不像是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

  • 事实上,主张国家是武力产物的说法由来已久

  • 农民虽说是定居社会的主角,但因其生存有赖于在土地上进行定期耕作,换言之,离开土地就几乎活不了,因此在面对征服者不断威胁之下,也只有同意按时缴纳赋税以换取安全(如同缴保护费给黑道一样)。

  • 人类最初加入社会或许是理性且自愿的,但社会的扩大与建构,却未必以同意为基础。

  • 政府、人民、土地与主权

革命 不过,想让大家都满意是很难的

  • 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不满?他们如何聚集同样有着不满的人民?这些人诉诸暴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而政府通常又如何响应他们的诉求呢?

  • 人类是如何通过组织自我来脱离原始蛮荒,追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同时又是如何去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便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 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理应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冲撞既有体制。

  • 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或者是清白的,这点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如果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就无法享受到所希望仰赖的保护。

  • 其次,他们(至少表面上)的目标大多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也就是树立起大家都能接受的正当目标。

  • 虽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由领袖来进行少数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也设法描述了领袖们如何企图长期维系甚至扩张权力的过程;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

  • 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

  • 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

  • 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

  • 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

  • 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

  • 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

  • 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

  • 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

  •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

  • 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

  • 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

  • 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

政党 让大家来自由竞争

  • 民主的合法性,乃因选民弃权而来。

  • 在一个多数人纷纷自愿或被迫疏离在政治过程之外,但民主政治又被高举为主流大旗的矛盾状态中,到底是谁在操控并运作着政治生活呢?那些操控政治生活的人究竟是民主的变相实践者,还是只不过将民主当作权力正当性来源而已呢?我们对这批人又有何期待呢?

  • 究竟是谁在扮演着推动政治的“幕后黑手”呢?

  • 在过去漫长的君权时代中,精英们若想跻身权力核心,有正确的DNA当然最好(也就是拥有跟当权集团分子一样的血缘组成),其次则必须有赖于他们对捍卫政权的贡献(名义上是保卫疆土或为国家鞠躬尽瘁,其实只是为了强化政权的根基),然后再由他们与当权者间的关系来决定其权力位置(没贡献但会拍马屁者总能够衣紫腰金并坐享荣华富贵,有贡献但关系不好者却只能面对如岳飞般的命运)

  • 在争取人民认同的过程中,个人的权力野心必须被隐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所谓国家愿景、建设计划与他们所归纳出来的“民意”;

  • 这些精英在权力核心里是如何进行你争我斗的。

  • 精英们自古以来除埋首于不断提高自己地位的“垂直性”竞赛外,也会进行“水平性”的集团间斗争。

  • 正如人类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中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生存与物种演化的终极目标,在各自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后,又继续借由诸如战争等同类相残来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一般,精英们所身处的政治环境似乎也隐含着这样的残酷本质,其中的竞争性甚至更为强烈。

  • 相对于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各据山头甚至互不来往,政治环境由于具有非常明显的金字塔结构特征,使得你死我活的“零和竞赛”变得不可避免。

  • 一方面集结那些看来志趣相投或至少目标一致者,以壮大声势,再设法干掉那些老是跟自己唱反调的对手,最后在夺取权力大饼后进行“坐地分赃”的工作;

  • 我们必须承认,在争名逐利的政治黑色游戏中,还是有些蠢得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会参与其中。

  • 由此,一方面残酷权力斗争的本质部分被掩盖起来,另一方面,现代政党所高举的政策或意识形态大旗,也让更多无辜或不知其所以然的民众盲目投身其中,跟着摇旗呐喊,无形中成为许多政客的护身符

  • 现代政党究竟是如何形塑并演变出来的?

  • 政党是一群想法类似者为追求实践其政治目标(通常就是掌握决策权)而结合成的精英性团体。

  • 首先,多数学者都很难接受,一个国家仅存在一个政党,或者长期仅由一个主要政党来掌握政治权力,无论是被称为“一党威权制”(限制其他政党参与)、“一党极权制”(排除其他政党参与)还是“一党霸权制”(事实是没有其他政党能有效分享政权),就能反映整个社会的需求。

  • 列宁式政党或过去墨西哥的革命建制党等拥有“党国合一制度”者,更只是一个用来检验忠诚度的机关罢了。

  • 只剩下两个政党在多元化社会中无论如何都还是个相对荒谬的现象。

  • 这种政党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一直投机性地去骗取选票而已;正因如此,两党制当然不能算是种理想的政党发展方向。

  • 假如政党过少,则无法反映社会现实,事实上人民经常只是提供政党执政正当性来源的工具而已;但如果政党太多,又容易因为七嘴八舌无法达成共识而造成政局瘫痪。

  • 最简单的答案是:造成轮流执政的结果。

  • 政党主要的竞争目标是决策权力,也就是所谓“行政权力”,换言之,获胜者等于得到“组织政府”的机会。

  • 如果我们真的不满这种现状的话,到底是应该设法去适应它,还是找办法去改变它呢?

民主与独裁 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

  • 历史上大多数人类其实一直处在被诅咒或者处在错误的政治结构当中,问题是:人们究竟是不敢反抗,还是默认此种结果?

  • 无休止、有目的、有理性地为增进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而斗争

  • 每个人总能影响其他一些人

  • 权力的“集中”现象,也就是社会当中的极少数人,通过某种方式而拥有极大量权力的现象。

  • 无论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谓的“大人物”,还是米尔斯所称的“上层圈子”,少数权力精英分子构成了政治运作的重心,是实际上操控政治制度的人。

  • “寡占性”(亦即只有一小撮人有机会做到)的特征

  • 权力是一种通过支配他人与周边环境,以追逐并达成人类生活目标的能力。

  • 拥有权力的人都会设法去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架构(过去的皇帝用“君权神授”理论来解释“家天下”的不合理现象,现在的政客则喜欢拿民主形式作为护身符),然后把它当作保险箱似的存放并捍卫着自己的权力,同时也借此尽可能地降低其他人的分享机会。

  • 那些少数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并巩固他们的权力?

  • IEMP模式

  • 意识形态(ideology)、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与政治(politics)

  •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四个东西也正是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支柱所在。

  • 1776年称为“意识形态元年”

  • 如果这些意识形态是值得大家一起追寻的理想也就算了,但事实是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为那些习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物提供遮掩其政治野心的护身符而已。

  • 即便意识形态是种可用来控制心灵的政治工具,它毕竟受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影响,因此政客们必须进一步从人们无可遁逃的层面——日常经济生活——下手。

  • 其后果都是在将多数人置于下层阶级后,通过经济上的控制以及予取予求让人民没有翻身的余地。

  • 真正从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中获利的到底是企业,还是一般人民?

  • 所有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同时使用意识形态与经济控制手段来攫取并巩固权力,人民也总是在被逼急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执政者搏斗。

  • 大体来说,所有政府都会建立军事组织,使用暴力这个最迟钝但却最富集中性的权力工具——政府唯一不愿意与人民分享的权力工具。除极少数(例如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民众私下拥有武器;虽然不愿意分享绝不代表人民就没法取得(后者可以落草为寇或建立地下黑道组织),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人民拥有的军事能力确实往往落后政府一大段距离。

  • 它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最有效地扑灭反政府势力,但同时埋下的足以削弱统治合法性的积怨也不是短期可以烟消云散的;这正是政治手腕所以重要的缘故。

  • 尽量减少使用军事手段的机会,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具“回馈”能力的行政系统,随时将人民需求传到执政者耳中,然后政府(虽然行政效率不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地”因应大家的要求,以抑制人民的不满情绪。

  • 权力被垄断了,政治也开始了。

  • 权力不断被垄断并被滥用

  • 问题是:在权力不断被误用的长期现象下,人们理论上应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才对,怎么还可能进步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人类早自遥远的狩猎采集时期起,便开始了相互攻击的历史;

  • 如果从“父权主义”入手,单纯地认为“侵略行为只不过是雄性动物为争夺地盘与生殖权力而产生的自然本能”的话,未免过度简化了战争的起源,而且也无法据实反映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 可以这么说,是战争缔造了人类的历史。

  • 人类政治所以会朝向有系统的国家制度发展,的确与频繁的战斗有关。

  • 从经济性的观点看来,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为它跟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不直接相关),因此,无论是想发动战争还是纯粹只想避免战争,所有人类团体平时都必须累积资产。

  • “更有效率”最初意味着以下几件事情:首先是基于“人多好办事”的理由,一方面既须限制人民的流动(当然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维护安全起见),同时不断提升社会结构的紧密度(例如建立户口制度),以便确切掌握可资运用的人力。其次,为募集战争资财并筹划相关活动,于是开始有人负责扮演组织者,向大家征收生活剩余物资(理论上是剩余物资)并赖此维生(或寄生),甚至以公益为名,声称自己拥有对付那些反抗征收者的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政府的起源。再者,为了尽量减少那些可能浪费时间的“无谓讨论”,以便争取更充裕的应变机会,精英政治(也就是将政治完全托付给那些少数能人)于是应运而生。

  • 一般民众愈来愈被隔离在决策过程之外,少数精英则趁势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私欲,于是人类政治史进入从建立世袭君主制到出现君权神授学说的长期倒退状态中,多数人类陷入不可自拔的被奴役困境。

  • 无论如何,就算独裁有其合理的发展源头,事实是,它终究没有办法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困境。

  • 由政府主导,针对特定国家、社会、民族、人种或宗教团体进行的大规模谋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 政治史中最巨大的保护交易开始了,那就是:只要接受我的权力,我就会保护你免于受到更坏的暴力侵犯。

  • 由于人爱好权力,因此若将权力赋予多数,多数一定会压迫少数,反之将权力赋予少数,少数也不会放过多数。

  • 人类所以存在偶像崇拜心理,是因为生存艰辛而带来的深沉无力感;现实环境中的相对竞争劣势,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对那些具有较高解决问题能力者产生特殊的感受,希望在他们的带领下渡过重重难关。

  • 如果统治者们如此懂得驾驭人民,而人民的行为又深受惯例支配的话,现代民主是怎么发生的呢?

  • 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决定性的先决条件,是在君主和贵族权力间出现了粗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下,君权虽依然占有优势,但同时也给贵族留下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性。

  • 恶人自有恶人磨

  • 这一小撮人虽然以“共犯结构”的姿态通过“分赃制度”来分享权力,但由于分配内容的不可能均衡(谁都想获得更大的一部分),特别在独裁君权体制造成权力的最大集中状态后,矛盾与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

  • 弱势贵族在对抗君权时显然具备更强烈的动机(因分赃不均所引发的忿恨)与抗争性(他们多半也拥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只不过必须等待适当机会来临罢了。

  • 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属于罕见的“人民革命”形态,其余几乎都是中层贵族挑战上层统治者的结果。

  • 在逻辑上,贵族发动抗争主要来自心理上的“欲求不满”,其结果应该仅止于上层结构经由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事实上这也是漫长君权阶段中的主要历史内容。

  • 现代民主的出现或许只是一场意外罢了。

  • 事实是,所谓民主最初只是一种“欧洲现象”,而这种现象又是中古封建体制解体与近代海外发现运动(两者缺一不可)的互动产物。

  • 海外殖民扩张的迫切需求,使得西欧君主需要利用贵族与城市资本家的力量来协助扩张,而后者在扩张过程中分享到的经济利益也让他们拥有制衡王权的一定实力,

  • 无论如何,通过海外殖民运动而获得更大能量的贵族在与城市居民联手后(他们经常采取暴力革命途径),终于获得制衡王权的机会,但贵族为了向后者妥协或给予他们进行合作的回报,于是有限选举权便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出来,同时也埋下了在下一阶段迈向民主体制的伏笔。

  • 前者重视的是政策的“共识性”,亦即希望减少日常生活中不必要的冲突,同时避免多数人的利益遭到牺牲,后者则强调“时效性”,认为及时解决各种问题与挑战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焦点。

  • 最初的法西斯主义者其实是想结束阶级斗争,并在社团或企业财团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然后授权(绝大部分的权力)政府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

  • 意志,而非理性,构成了法西斯主义者的世界。

左派与右派 面对环境挑战时该怎么办?

  • 关键在于人们脑中的想法。

  • 人类其实普遍活在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中;

  • 人类常常看不清楚自己以为已经看清楚的东西,从而也带来一连串的麻烦、纠葛和冲突。

  • 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或许并非来自我们生存的环境,而是来自我们很难理性的心理状态。

  • 在“聪明”的人类脑子里,绝不可能仅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

  • 17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民会议对革命有着不同的争议,结果是赞成革命者纷纷坐到演讲台的左边,而反对者则通通坐到了右边;由此一直到19世纪初波旁王朝复辟后,“左派”也慢慢变成了赞成革命并拥护共和制度的象征,与其相持不下的“右派”则以教会价值观为基础,希望能继续捍卫传统的君主体制。

  • 因为真理愈辩愈明,更何况左派与右派的区隔事实上也在不断与时俱进。1

  • 政治左派

  • 政治右派

  • 经济左派

  • 经济右派

  • 如果政治左派结合了经济左派,便会带来一个具高度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

  • 若政治左派跟经济右派合在一起,便会产生具集体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

  • 如果政治右派结合了经济右派的话,自然会塑造出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

  • 如果政治右派与经济左派搭上线,结果有可能是由右倾激进主义控制的政府

期待 循着蛛丝马迹去捕捉未来

  • 首先是人民自觉意识的提高,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能力去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自己在政治世界里应该扮演的角色;其次是人民会重新思考有关组织合理性的问题,由此,不仅“国家”组成的不理性问题会凸显出来,所谓“社群”与“社群主义”的概念也将借由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孤立与疏离感而扩散开来

  • 人类必须找出足以重新凝聚集体认同的理由

  • 最后,由于人们更加重视追寻传统价值(例如本土化或寻根运动)以及强化小型团体内部的互动(例如建立小区意识或进行小区重建活动),国家主权的强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导出于 2022-09-28 15:0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