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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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意识到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且他也相信民主可以消除专制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民主可能的危害:他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吸干诗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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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一个社会一定是越民主越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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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先驱之处,就在于它是第一个让权利的水滴从皇宫贵族渗向平民百姓的现代国家。第一步是权利的下渗,第二步才谈得上渗透的均匀。
选谁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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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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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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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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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我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吃到刀削面,那我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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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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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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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窃听计划因程序可疑而激发民愤,公众认为这是美国向极权体制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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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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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律程序上:按照美国1978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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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反恐”之名,越过法庭的审判,任意地、无限期地扣留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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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战争中的决策,并没有一般战争中的紧急性,而且,它是无限期延伸的。如果用它来为布什政府的独断辩护,那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得无限期地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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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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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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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他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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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总统选举形式的变化,使得总统越来越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并不需要对国会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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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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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无疑罗斯福新政时期,是总统权力扩张最迅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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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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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风格。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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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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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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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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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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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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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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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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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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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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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非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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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移民都应得到公民权!把种族主义的民兵成员赶出去!建立一个革命工人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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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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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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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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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称为“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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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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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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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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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51%;商学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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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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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对自由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
控制石油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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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blood for oil”了(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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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石油为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找不到,难道美国还真就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输入自由民主?美国还真成了雷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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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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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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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这样说了所以人云亦云地这样说。
敌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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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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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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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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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是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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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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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麦凯恩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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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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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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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美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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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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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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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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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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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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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怎样悼念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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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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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在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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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
越民主,越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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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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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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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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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县一次听证会的通知书,内容是就2009年该县的健康和服务部预算征求公众意见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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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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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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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正如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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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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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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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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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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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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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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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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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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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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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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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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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府不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美奸”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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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人为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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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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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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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区分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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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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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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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巅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
导出于 2022-09-28 15:03:46